《野史记》第11章

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梁实秋开始反感“五四”的做法了：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
正如梁实秋所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总的评价是：“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对闹风潮的反感自不必说，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求知的狂热”，梁实秋在日后回忆起时也不无微辞：“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梁实秋的口气，倒好像他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观众，而并非身处其中的热血青年。
拿饭来换学问！
湖北有三峡，有黄鹤楼，有赤壁。可是湖北出的大文人似乎不多。我没有翻查《历代文学家大辞典》，但这应该是事实。清末的一天，陈独秀在东京访章太炎，就提到这个问题。陈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这两省，不用说，近代出的大人物加上脚指头都数不完。可是它们的邻省湖北———那会儿还没有“武昌首义”，谁知道黎元洪黎菩萨？何况谈的是大文人。
不料纸壁那边有一个声音咆哮起来：“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未必就不是我！”
说话的，是湖北蕲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黄季刚。
古文字研究到现在，一共有两大宗，一是“罗王学派”，罗振玉、王国维，一是“章黄学派”，章太炎、黄侃。黄侃和他老师一样，早年是革命家，民国后才废政从学。今日硕儒，当年游侠，正是那代学者的独有风神。
章太炎是“章疯子”，黄侃呢，也是个“妙不可酱油”的人。
他进北大，比蔡元培还早。蔡元培长北大后，章门弟子很是得意，什么三沈二马，周氏兄弟，朱希祖，钱玄同。可是黄侃跟他们都不同调。他看不惯北大聘吴梅来教戏曲，认为简直是丢北大脸，他更看不惯新派教师（主要是他的同门）围着蔡校长转，骂他们“曲学阿世”———这就给了蔡元培一个外号，叫“世”。当然，他最看不惯胡适之的提倡白话。胡适说白话文“痛快”，他就说“喝醉了酒被刀子砍头最痛快”。
他看得惯谁呢？刘师培，这个先出卖革命派，又参与筹安会拥袁的“民国罪人”。刘氏三代治经，可是就快没了传人。为了让刘氏经学能传下去，黄侃毅然跪下磕头，正式拜比自己只大一岁的刘师培为师。“士大夫耻相师”是自韩愈写《师说》时就有的风气。大家都是北大教授，黄侃这个头，磕得古往今来多少人汗颜！
黄侃在风气一新的北京毕竟待不惯。五四运动后，他就南下到了保守派大本营南京。在中央大学的黄侃，不那么受到关注，可是他的学问传了下来。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他上课上到一半，突然神秘地说：“学校给我的薪水，只够讲到这里，你们要听下去，得另外请我吃饭。”这顿饭学生请没请，于史无征。有人说这是黄侃师德上的瑕疵，我倒觉得，季刚先生这样说，是因为知识有它自己的尊严。反过来看，黄侃磕头拜师得来的学问，为什么就不值一顿饭？
季刚先生死得太早，值得我们拿饭去换一顿学问的老师太少。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鲁迅的伟大是公认的。从前的定评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现在头一项不大提起了，而对末一项，则是连他的敌人如陈西滢等都不得不服膺的。郭沫若称鲁迅与其弟周作人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对颠扑不破的重镇”，而在汪曾祺看来，中国现代至今的散文无非是两条路：鲁迅的奇崛和周作人的冲淡。说文学家的鲁迅是自中国有白话文学以来数一数二者，大约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对鲁迅的诟病主要来自他不计其数的笔战对手，前些年又鞭尸似地被某些海内外“精英”翻炒过一阵。总括起来大致有三：一曰峻急，二曰刻薄，三曰多疑。
鲁迅对社会和人的批判确乎颇不合时下流行的“宽容精神”，但这种并非为了要报私仇或快速成名的峻急，只能让自己加速沉入无边的黑暗中去，成为“二六时中，没有已时”的“毒蛇”、“怨鬼”。鲁迅曾说，他的吃鱼肝油，保养自己，倒不是为了他的爱人，而是为了敌人，“要给他们美好的世界增添一点不愉快”，心理“阴暗”到这种地步，难怪会让讲求“闲适”的文士们大摇其头，在利己主义睥睨一切的当世自然也不合时宜之极。也许正因如此，鲁迅所期盼的自己文章的“速朽”，到今天也未能实现，现在重读这些六七十年前的文字往往会惊异于与当下的合拍，这是鲁迅的幸抑或不幸？
说鲁迅的文字刻薄，大约是有道理的，因为曾让提倡“平和的趣味”的梁实秋至死余恨犹存。然而我以为一个并未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激烈的批判时刻薄甚至刻毒一些，似乎也无妨。徐志摩、陈西滢一干人常以自由主义相标榜，却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为“刀笔吏”，我觉得不好这样乱比，鲁迅的笔并无随意判人生死的权力。并且，别的不说，鲁迅的敌手中，对自身的反思剖析，少有如鲁迅一样的大胆和深刻，对社会的黑暗，也少有如鲁迅一般敢于直面，倒是逃避的居多。以此观之，鲁迅似乎不乏刻薄的资格。
至于多疑，对于我们这些比当时的人拥有更多苦难记忆的现代人来说，应该更容易理解。虽然没有经历20世纪人类两大劫难──“二战”和“文革”，但鲁迅过人的洞察力使他清楚地看到人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和速度堕落着，对人类的绝望导致了他在生活中多疑得让人有时难以接受，他自己也多次检讨（如杨树达事件），但他在少年时代即确立的对人的不信任却始终无法改变。
然而，即使在对身处的世界如此的悲观中，鲁迅却从未放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鲁迅年轻时就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甚或称“民国以后，我们是做了奴隶的奴隶”，然而穷其一生，鲁迅所做的仍然是“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但当增田涉问及“是否后悔做一个中国人”时，他“眼里含有泪花，低沉着声音答：‘不，我爱中国！’”鲁迅对中国的爱和沈从文那种“不可言说的温爱”是不同的。沈从文是个浪漫主义者，终生都葆有儿童般的天真；而鲁迅是眼前连路也见不到的“过客”，是“于绝望中看见希望”，要“于无希望处得救”。拥有希望而竭力追求其实现，固属可贵，却非难能，唯在完全绝望之际仍能摸索前行者，允称大智大勇。这才是鲁迅，不朽的鲁迅，虽然身为“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却依然能在弥天的黑暗与遍地的污浊中，昂起头，“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走去”。
这就像艾略特那句不朽的诗行：“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