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17章

茫憧凹煸模纤喽琳呖刹卧拿朗构荽炻砟饺穑↗。　V。　A。　MacMurray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发至华府国务院之七四七号密报，及其它附件，复印于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　China　），pp。48─53。】
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全国征求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都誉之为「筹安会六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过，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民主」，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汉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还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学养超越的文职官吏，作正面评价的褒扬颂善之辞（其反面便是什么「三害、五虎」和什么「四大不要脸」了）。吾人如试一翻查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的。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为国人一致崇拜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组织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正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导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那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那像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民国为何不如大清？
其实像笔者这辈转型期老人，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正是千千万万。上举李、蒋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颇忠于共产主义的沙坪坝老同学，自北京来向我叹息说：「当年进中央大学是我自己考的啊。」据她说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学，高干子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这在当年大陆上便是个有趣的问题，叫做：「为什么国民党做到，我们（共产党）做不到？」其实早年大清帝国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国民党做不到的也正可举之不尽呢。何足怪哉？
这一古怪现象，朋友，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　challenge　）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点。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已如上节所述。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划时，袁说：「我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