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史纲》第13章

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防）民，民犹淫而乱于族。　
第四章05
男女间传递东西都不能直接送入手中，而必须将东西先置于一个“中立地带”，接受者再从那里取用，这叫做“礼不亲授”。孔子曾经很阴险地叫子贡去试探阿谷处女，向她讨杯水喝；阿谷处女可不上这个当，她盛好水后跪置在沙地上，叫子贡自己去拿。这就是《礼记？内则》中所说的“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的规范动作。为了防止男女间的身体接触，《礼记》的作者把什么可能性都考虑到了，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诫男女要“遵章守纪”—— （男女）不杂坐，不同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　
（《礼记？曲礼上》）　
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　
夫礼，坊（防）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　
（《礼记？坊记》）　
这就是儒家为男女关系所设置的社会控制措施，但这仅是儒家有关社会控制论思想中的极小一部分。其余大至天地宇宙，次如国家社会、君臣父子、亲族纲常，特别是有关政治伦理，真是考虑得巨细无遗，设计上已到了天衣无缝的完美程度。　
但从总体上说，儒家称之为礼教的社会控制论是没有操作意义的，因为根本就无法去操作。仅从性的社会控制这部分内容看，“礼”就无法操作，尽管它所设置的某些性禁忌不无合理成分，如“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这是为了防止近亲通婚，含有优生优育的考虑。但男女相遇避之如同瘟疫，举手投足有那样多的繁文缛节，这已经很不近人情。最可怕的是竟然企图阻断男女情欲，这就是直接阉割人性了。稍后一些的“亚圣”孟子也看出了“礼”在操作性上的问题，曾对其做过效果不大的圆饰和补救——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孟子？离娄上》）　
嫂子在水中快被淹死了，兄弟伸不伸手救她？如伸手去救，则势必有所接触而逾“男女授受不亲”之矩。对此，孟子怒斥道，不伸手救嫂者是豺狼！这话听起来似乎很仁慈——生命与性禁忌相较，毕竟生命重要。但亚圣马上又说，这只限于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是权宜之计，不等于说平时也能碰嫂子的手。　
如果强制贯彻礼教内容会有什么结果呢？这里有两个现成事例可作标本，一是五代时虢州司户参军王凝因病死于任所，他的妻子李氏带着年幼的儿子赶去迎取灵柩。回程中途经开封，客栈老板不准李氏扶灵柩入店，争执中老板抓住李氏的手欲将她拖出店门。李氏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呼号说：“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竟操利斧把那只手剁了下来！再就是金朝废帝海陵在后宫制造的恐怖社会——　
凡座中有嫔御，海陵必自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诫宫中给使男子，于妃嫔位举首者剜其目。出入不得独行，便旋，须四人偕往，所司执刀监护，不由路者斩之。日入后，下阶砌行者死，告者赏钱二百万。男女仓促误相触，先声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死，齐言者皆释之。　
（《金史》卷六十三）　
在这样一个环境内，人的生存都已经成问题了：女人在场，所有男人的眼睛只能盯住某个固定目标不动，东张西望者杀头；男仆在妃嫔座前抬头者，剜去双眼；男仆在后宫中不能单独出入，办事必须四人一组以便相互监视，不遵从规定路线行进者，杀头；日落后从台阶下行走者死刑，告密者赏钱两百万；忙乱中不当心男女身体相撞，抢先禀报者赏三品官，后禀报者死刑，同时禀报无罪释放……如此血腥，这哪里还像个人的社会？但若按礼教教义来构建社会秩序，最终就会出现李氏这样的“模范人物”，以及完颜亮所制定的这套杀人规则。　
正因为如此，礼教从其产生之日起，便为经国安邦者阶层所冷落，也从不为社会认可。所以孔子在世时像个倒霉的推销员，历千辛万苦，东奔西跑，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礼教就是难以兜售出去。　
幸亏当时礼教没有行世，否则孔夫子能否出生都还是问题：他是父母“野合”的结果。据史载，孔子父亲叔梁纥娶颜氏女徵在时，早过了“男八八六十四阳道绝”的年龄，而颜徵在却非常年轻。这就是说，孔子很可能是其母与他人通奸的结果。后世儒家为尊者讳，故意文饰为男子超过六十四岁、女子超过四十九岁结婚称“野合”。若问孔子本人好不好色，这又是个问题——他私下会见荡妇南子，为时人所诟病，恐怕不是空穴来风；他娶妾自娱的事虽经重重掩蔽，仍不免流露端倪：《孔丛子》载宰予对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可见他是纳了妾的。　
由此也可知，礼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对实际的社会体制、文化习俗并不构成圭臬。只是如果把它作为武器来使用的话，它就可能是一柄杀伤力极大的双刃利剑。　
那么，礼教为何如此不近人情？《礼记》中一再强调“防民”，“刑以防淫，命以防欲”。“淫”与“欲”究竟有多大的危险？答案是：淫与欲本身并无危险，只不过需要通过“防民所淫”来达到“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等级、秩序、纪律，这才是目的所在，如同犹太教赋予“摩西十诫”的意义一样，“礼”本身不是目的，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建万世一统的稳固政权，才是目的。所以早期儒家很清醒，并不以“淫”为罪，且认为性欲求是正当自然的，比如——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好色，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　
《礼记？内则》中，甚至对妻妾们与丈夫性交的机会作出了指导性分配：“夫妇之礼，唯及七十，同藏无间。故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如果妾中间有年龄较大者，只要她没有满五十岁，丈夫就应该给予她在五天为一个周期的轮流性交中“值班”的机会。而五天为一个周期是如何形成的呢？经学家郑玄为此所作的注释是：　
五日一御，诸侯制也。诸侯取九女，侄、娣两两而御，则三日也；次两媵，则四日也；次夫人专夜，则五日也。　
这是说，诸侯拥有九位配偶，其中一位是夫人，还有两位是夫人娘家从嫁而来的“媵”；这三位女子又各有两名陪嫁姑娘跟随而来，于是凑成了九位。陪嫁女两人一组侍候丈夫睡一晚，六女则需三天；两位媵再侍候丈夫一晚，则四天，最后是第五天晚上由正妻一人跟丈夫过夜，因而称“专夜”。这就是五日之御。儒家另一典籍《春秋公羊传》对“九女”由来作了解释：　
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　
（《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　
娶一国之女，就有同姓两国送媵从嫁，此三女又分别有自己的妹妹和侄女陪嫁，如此，一把萝卜不零卖，一娶就是九位。至于士人卿大夫，则按地位高低等而下之。《白虎通？嫁娶》条中提出：“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表明了汉儒的主张。而平民则自有其冠冕堂皇的理论：阴阳天人感应。阳为一，阴为二，因此一男娶两女是正当的。　
于是整个社会在儒家理论的支持下，不仅普遍实行一夫多妻，而且妻多到何种程度，很快就不受礼的约束而由财产与权势决定了。由此而造成的“怨旷”问题，变成了社会一直无法疗救的顽疾，也成为始作俑者的后继人、后世儒家持续警告社会的话题。汉昭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