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36章

阄椅煌准丁！?br /> 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杀害蔡公时。陈嘉庚聚集华侨演说道：“日本虽是我邻邦，但在我国遭受天灾时，不曾助我一粒米、一文钱。如今反以其侨民为借口，犯我主权，杀我同胞。其险恶凶蛮，世无俦匹。如今我们怎样反日？一是要抵制日货，凡日商所经营，我等誓不虞目；二是要筹款犒军，我们既不能留学牺牲，就该捐资报国。”日本人听说后，十分恨陈，令人烧掉了陈的橡胶厂，损失五十余万。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南京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令弟子刘衡如撰《破〈新唯识论〉》进行反驳。熊十力看到后，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飞快地完成了《破〈破新唯识论〉》，这时距《新唯识论》出版才5个月时间。欧阳竟无是熊十力的恩师，但熊坚持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他们师徒交恶，至死未解。
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时，替他做辩护的律师，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章士钊。其辩护词随后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章士钊说：陈独秀“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劝，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李叔同做了和尚，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法师就坐。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传丰子恺吃素念佛，有友人问及，他答道：“吃素是真的，念佛就未必，大概我有时翻译佛教书籍，以致引起人家的误会吧！我只能算与佛教恋爱，而不能说是结婚。”
丰子恺在《儿女》中写到：我以为世间人与人之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之基础，并育于大地上之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
徐树铮收复外蒙后，不仅大力推广蔬菜种植，推行汉化教育，且在库仑开辟网球场，与部将同嬉，自称“绝域蹋踘”，大有汉朝霍去病、赵充国之遗风。
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有次讲课，题目是《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1936年鲁迅去世的时候，从10月20日至21日，有一万余人自发的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的遗容。葬礼上，在哀乐声中，一面由上海民众献上的白底黑字的长方形旗——“民族魂”，由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覆盖在楠木灵柩上。
蒙文通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卢作孚生活非常简朴，常年穿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瘦小。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剃光头。张岳军先生（即张群）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这番对话，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朋友们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去吧。”他拒绝了，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党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因为张东荪自中共建国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叶笃义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张拒绝了，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段锡朋父女游明孝陵，天蓝云白，段锡朋却让女儿看树下泥筑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看着他们穿什么，住什么，”段说，“大多数人就这么活着的。这是我们这辈的过错，也就是你们的责任了。”
1957年，徐铸成被打成右派，《文汇报》社长办公室秘书梅焕藻说了一句话：“徐铸成成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规模的围攻，要他交代。他步出会场即跳楼自杀了。
萧乾自称“不带地图的旅人”。最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拼命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二十四、为政
丁文江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治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
慈禧本不厌恶新法，她曾读过康有为的《波兰分灭记》，并为之十分感动。但变法事业日益演变成帝后之争，犯了政治家的大忌讳，政变于是不可避免。事后慈禧说：“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找我？”
李鸿章签约割地太多，民怨沸腾，他的侄女婿蒯光典为他辩护道：“西欧诸国，割地卖地是寻常之事，如法国卖米西西比河七省予美国，俄国售阿拉司加予美国，德国割让来因河予法国至普法之战又收回之。国家能自强，则能收复失地；若不求自立，虽有土地，也必被瓜分。”
俾斯麦委婉地表示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鸿章喟然长叹：“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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