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37章


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见唐浩明《杨度》)
清末名吏王瑚,别号铁珊,直隶人,在清朝官至道台。民国二年,直隶都督冯国璋请他出山,他主动要求降级做雄县知县,冯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王照例拜谒各机关长官,拜见警察厅长杨以德时,杨看到他的名帖,很不高兴地说:“定州有个翰林王瑚,是大家都敬佩的,你也是定州人,难道不知道么?为什么取了个跟他一样的名字?”王慢慢回答道:“定州只有一个王铁珊,没有第二个!”杨以德惊讶地站了起来,说:“难道你就是铁哥?”王回答:“是!”杨呆了半晌说:“这样未免太屈尊了!”王笑道:“不过想替地方做点事,官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王瑚刚直不阿,清廉自首,施政则雷厉风行,为近世官场难得的“异类”,有人评价他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康有为从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从段祺瑞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康有为)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1921年,《努力》周刊发表了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李大钊、陶行知、汤尔和、王宠惠、罗文干、高一涵等十四人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呼吁“好政府主义”。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73天就下台了。
康有为多次上清帝书,曾专折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请预定开国会期。及至变法六月,代折请定立宪开国会,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之意。据称当时廷议不以为然,而光绪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4个月,又弃政治而去,他说:“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陈独秀说:“如今为国民革命时代,而非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时代,故不惟资产阶级须有民主政治,无产阶级亦须有民主政治,且更为迫切。”
陈独秀说:“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
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一浮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
蒋廷黼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答道:“廷黼,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比你对国家有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汹涌,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不绝于途。陈布雷为蒋介石作《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文中写道:“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
国共内战,国民军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训话道:“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时期,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陈公博有关于做官的妙论:“在野政客好骂人,宛如闺女在娘家,养得一身仙风玉骨,好评人短长,嫂氏有不是,只会在旁揶揄,或是看见侄辈尿粪不洁,必掩鼻而过。到了政客做官,又如闺女出阁,做当家媳妇,蓬头垢面,早早起,晚晚睡,还要换人的不谅。有何冤苦,也只好躲在绣房里、被窝中,向夫婿哭诉。自己身体也渐渐不如从前保重了,胸部可以示人,纽子不必扣紧,小孩拉屎在桌上,所幸用饭碗盖起来完事。”
1950年,华东局拟在杭州建一空军疗养院,陈三立墓正好在规划之内。陈毅闻讯制止了此事,他说:“如果我们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产党何以谢天下?”
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丁文江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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