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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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接班”问题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大热点,许多人都认为蒋经国会把江山传给蒋家第三代,延续家天下的传统。对此,蒋经国明确指出:“总统继承制的问题,这一些问题,只存在于专制与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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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爱国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白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因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锡山是同盟会争取的对象。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程德全曾在黑龙江协助办理外交事宜,当时俄国修筑北满铁路,在未知会中国官方的情况下,准备将火车开入中国。程德全便穿好官服,横卧在铁轨上,安静地等待火车的到来。俄国人为之气馁,于是停止开入火车。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极其成功的演说,成功宣传了中国军民独立抗战的伟大精神,虽为求援却正大光明,毫无乞怜之态。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他的演说令无数美国人倾倒,信件像雪片一样地飞到国会和政府,要求尽快支援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
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伊藤博文问辜鸿铭:“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之世吗?”鸿铭笑道:“孔子之道,好比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变,决不会三三得八。日本若无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过今天的数学倒是已经改良了,比如我国借款于贵国,本来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还款时,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为如何呢?”伊藤博文大窘。
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顾维钧驳斥道:“西方有位圣人耶稣,他的死难之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城,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亦有圣人孔子,就连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山东正是孔子的故乡,因此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自然也不容侵犯!”举座为之颔首不已。
1936年,连横以肝癌病逝前,适逢他的孙子出生。连横遗命道:“中日必有一战,台湾之回归祖国亦赖此战,若生男,则命‘连战’。”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宋美龄在抗战中数次亲临前线。在兰封、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现在炮火纷飞之中,不仅带来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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