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第17章

善之解答以满足人类的自尊心。目的论因是又转移到第二个人生，这个现世的尘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准备。这种学理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逻辑相符合，他把悍妻视作训练丈夫性情的天然准备。这一个论证上左右为难的闪避方法，有时给吾们的心灵以暂时底安宁。但是那永久不熄的问题又复出现：“人生究有何种意义？”尼采则毅然决然不避艰难地拒绝假定人生应有目的，而深信人类生命之进程是一个循环，人类的事业乃为无目的之野人的舞踊，非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场。但是这个问题仍不断地出现，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种意义？”
中国人文主义者却自信他们已会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从他们的会悟观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后的生命，因为像基督所教训的理想谓：人类为牺牲而生存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存于佛说之涅槃，因为这种说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为这种假定太虚夸了；也不存于为进步而前进的进程，因为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曩时，启蒙的学童所习诵的第一首诗即为下面的一首：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一首小诗不独表现诗的情感，它同时表现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种情感中的。这一种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怀着极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议，它是无尚的真理，我还得说它是放着异彩的淳朴的理想，只有脚踏实地的中国精神始能领悟之。吾人诚不解欧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纯洁而健全地享受人生。中西本质之不同好像是这样的：西方人较长于进取与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国人则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质。这一个特性，吾们的集中于尘俗享乐的意识，即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结果。因为你倘使不相信现世此一生命的终结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开始，天然要在这一出现世人生趣剧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识之凝集尤为可能。
从这一种意识的凝集，发展了一种人文主义，它坦白地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学说而制下了一个定则：一切知识之目的，在谋人类之幸福。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为人类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时，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逻辑所驱使而使他成为自己知识的工具。是以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坚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见者然，人文主义始克自维其生存。人文主义在拟想来世的宗教与现代之物质主义之间占一低微之地位。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但忠实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愤怒以反抗佛教之势力，因为佛教在人文主义者的目光中仅不过为真实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个方面，现代文明的世界方劳役于过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似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铅管设备在美国之发达，使人忘却人类生活之缺乏冷热水管者同样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实，像在法国，在德国，许许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龄，贡献其重要的科学发明，写作有价值的巨著，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壶和老式水盆也。这个世界好像需要一个宗教，来广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种教义：机械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为服役于机械而产生。总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极点，一切知识之问题乃在于怎样使“人”不失为“人”和他的怎样善享其生存。
六 公共精神的缺乏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辞构成原则而来的。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令节。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连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作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欢喜打扑克一类的牌戏而不欢喜Bridge一类的牌戏（Bridge与Whist相类，系四人成局以两人为一组，两两相对的一种牌戏）。中国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Bridge。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著者常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来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需乎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延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为缺乏公共精神。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暗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悟，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许多这样的整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后面，吾们可以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显示缺乏公共精神，简直使二十世纪的西洋人难以置信。我所说“二十世纪的人”，因为他已经接受过十九世纪博爱主义的精神的教养而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眼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真堪为中国社会事业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从《论语》两周刊（一种幽默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它记述一位中国军阀对于民众教育运动的演说。有些青年醉心于现代美国社会服务的热情，组织一种团体，推行“扫除文盲”运动。这位军阀便发挥其鸿论说：“学生应该勤勉读书而不宜干预外界事务。人家吃饱了自己的饭，干自家的事情，而你们却要扫除他们！”那动听的论据是这样说法的：不识字的人不来干预你们，为什么你们偏偏要去干预他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