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第27章

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日知录》（十七世纪初期）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只有留待后人的证明的。《日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又如要决定历史事迹上的一点，会需要数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书那样渊博的学问，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即说是正确的，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未有人能举出反对的论据，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感性之对峙，在中国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较为高明，因为分析的理论观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几多分散的片段，因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普通感性则将对象当作一个活动的整体看待。妇女具有比较男性为高强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发生，吾宁愿信赖女子的判断强于男子的判断。她们有一种方法，能估量一种情况的整体会不致被其个别的小景所惑乱。中国小说之最佳者如《红楼梦》、《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写成应付环境的最健全的判断者，而她们的语言，有一种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圆滑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逻辑而缺乏这种普通感性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人有了一种意见，很容易用他的文学性的脑筋把种种论据曲解文致，使满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lemareh里头的加索绷先生一样，竟至不能体会人人所能体贴的爱妻的生活。
此所谓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学的基础，那是很有趣的。中国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尺，而却同时权度之以理论与人类的天性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的混合，中国人称之为“情理”：情即为人类的天性，理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韧的人类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变的法则。从这两种元素的结合体，产生人类行为的是非和历史的论题的判断标准。
这个特征或可由英文中“理”与“情”的对立的意义中见其一二，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论理的而不是讲情理的动物。中国哲学也容认这个说法，但却加一补充，谓人类尽力成为有理性即讲情理的而不仅仅为论理的动物。中国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趋向于逻辑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较为实体论的，较为人情的，并密接于观实而能认识正确的地位的。
对于西方人，一个问题倘能逻辑地解决，那是够满足的了，而中国人则不然。纵令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确实，“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因为一个学理可以根本违反普通感性而却很合乎逻辑。中国人宁愿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为，却不能容许任何不近人情的行为，此种情理的精神与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国人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结果产生了“中庸之道”，这是吾在下面将要讲到的。
三 直觉
话虽如此，此种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为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体内容的奥秘，中国人只有委之于直觉。因此有许多学说，未免过于奥妙，盖中国学者直觉地察悉心脏位置于胸膛的右偏而肝脏位置于左偏，有一位鸿博的中国学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笔记《癸巳类稿》传诵遐迩，为世所重，他曾发现一本基督教会翻译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谓人体的心脏位于左偏，而肝脏位于右偏，因此下了一个粗鲁的断语，说是西人的内脏组织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脏的。从这一个重要结论演绎出来，又下了一个推论，说是因为他们的内脏组织之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异——这个演绎的推论为直觉论理法很好的标本——职是之故，只有内脏组织不完全的中国人才会信仰基督教。这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说，倘使耶稣教会知道了这个内容，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够劲儿的在中国传教，而收容内脏不完全的畸人为教徒了。
这个论断不是开玩笑，却是很正经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的直觉的典型。于是有人觉得科学方法毕竟有些道理。因为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你得小心关切像“糖在冰淇凌制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这种发现，但也可以用别种幼稚的思考像上述笔记所代表者以图省事。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手扪一扪自己的心房的跳动，可是中国读书人是所谓书香子弟，从来就是只开口不动手的。
中国学者这样免去了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种基于直觉的质朴信仰。中国学者竟复依据之进而解释人体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满足。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无疑地，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乃在其诊断之学理。
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需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有几种中国药物乃基于文字上之游戏性质的，或为一种奇幻的联想。蟾蜍（蛤蟆）因为生有绉栗之皮肤，即用以治疗皮肤病；又如一种生于阴冷山谷深涧中的田鸡，则认为于身体上有清凉之效用；最近两年来，上海新闻纸上常年登载有出售“肺形草”的广告，此草产生于四川，据称系肺痨病之最良治疗剂。诸如此类同样的奇说，不计其数，至谓小学生不可食鸡爪，食之则会养成抓破书籍之习惯，更属想入非非。
中国人对于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从生活的各方面证之，此等特性既非逻辑，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种原始民族时代之心理。幻想与真理之区别，从不加以分辨，亦无意从事于分辨。蝙蝠和鹿常为刺绣出品中很通行的题材。因为蝙蝠之蝠谐音“福”，而鹿字谐“禄”也，中国新郎新娘成婚后，得吃一顿成双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