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65章

痴呆。那时已是深夜，医生同意留下病人。首先进行点滴，补充体液，然后安排各种试验，立刻检查。几个小时以后结果都有了。看到肝酶指数如此之高，医生惊讶之余，感到实在出奇，一般来说，这样高的肝酶指数，病人早就该确诊为肝炎，但是同样很清楚，病人并无黄疽，连一点迹象都没有。
就这样延续到第二天早晨，来了另一位名叫罗伯特·蔡斯（Robert　Chase）的医生，他是杜佩奇县医院的传染性疾病顾问。他是从阿兹基韦得病以来，维罗妮卡陪他找过的所有医生中第一个想到要问问阿兹基韦出门去过什么地方的人，等问明白以后，知道阿兹基韦刚从尼日利亚回来，他立刻断言，需要转院，马上请“疾病控制中心”协助。
这天是星期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蔡斯大夫打来电话，开始跟我讲述病人的症状。
“尼日利亚那儿有没有可能引起这样毛病的原因？”他间道。
“绝对有”我答道。“拉沙热呗。照你所说法，是很典型的一例。”
整整熬过了14天痛苦难忍的日子，总算给阿兹基韦的毛病找到了一个答案。但是我得承认，这种状况的预后是很不好的。我告诉蔡斯大夫说，本来我们专治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也就是在西非曾经治愈过许多拉沙热患者的雷巴抗病毒素可以对症治疗，但是阿兹基韦的现况已经远远超过使用该药的有效阶段，要救他的命恐怕不容易。但是，我又说，还有一个机会：尽可能给他以延续生命的护理，以期靠这种护理帮他渡过他所得感染的急性高潮期。同时也可使雷巴抗病毒素重新获得对付病毒的时效。如果在西非，一个拉沙热患者已经到了阿兹基韦这样的后期，必死无疑。但是西非没有像我们这里这样现代化的高强度的维持生命的护理设备，所以病人少了一个机会。现在也许还能管用。
“如果用斯旺·甘氏导管给他做插管式通气术是否安全？”他问道。
在美国，我们改进并实施新的处理法抢救这一类病例才不过一年，是根据我们在塞拉利昂治疗拉沙热患者的经验和参照有关出血热已知数据总结出来的办法。这一新的病例给我们提供了再一次试验的机会。我对他说可以插管、用导管通气，保证平安无事。我还详详细细地嘱咐了他对阿兹基韦应护理的项目和措施，特别是要留意医务人员的安全。
蔡斯医生同意说，也许为时已晚，他仍将努力取得静脉注射的雷巴抗病毒素，针药一到手，他就立刻给病人使用。
我对他说，别担心，不会由他单独一人处理的。当天晚上我会带“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员前去协助。
我接着给雷巴抗病毒素生产厂家打电话。他们答应在人力办得到的条件下，尽快把药物送来芝加哥。此时苏在塞内加尔。我只能打电话找库卡·佩雷斯（Cuca　Perez），他是协助苏工作的技术员。
“把实验室准备好，库卡，”我说道。“我们今天下午一起去。”
把我们的小型流动实验室准备好，赶回家去整理必要的行装，同杜佩奇县卫生局联络上，作好必要的准备，然后是作好去机场的包括安排交通在内的一切必要准备，前后大约需要5小时，这才能起飞。
还有几个重大问题。现在这一桩完全可能引起大喊大叫的拉沙热病例，就发生在芝加哥近郊，必然会有很多人对此发生兴趣，其中大多数人想知道的是这种疾病会不会扩大，造成更大的感染。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还算运气好，由于艾滋病的流行，医务界人士普遍提高了对传染性疾病的警觉性。这种条件几年前是绝对没有的。大多数医生和其他方面的保健工作者都知道粪便和血液有感染的危险。在处理病人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做法都有了彻底的改变，只要是接触血液和分泌物都会自动戴上手套，尤其十分小心，提防出现针刺这类事故。这种警觉性甚至扩大到处理并未确诊为艾滋病的患者。他们说起来也有相当的理由，既然没有可靠的检疫手段，谁也不能绝对肯定不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实际情况也证实了我的看法。医院里的所有医生，包括保健医院门诊所一开始给阿兹基韦做检查的也在内都没有感染上拉沙热，就是因为他们在提高了警觉的前提下，都严格遵循规定的预防措施了。
正当阿兹基韦的医生们准备给他提供维持生命的护理时，他开始出现常见于严重拉沙热患者的后期现象：成人呼吸困难综合症。珍妮·桑德斯在塞拉里昂经历的就是同样情况。简单说，阿兹基韦的血液得不到足够的氧分，因为他的肺叶已经无法通过循环系统供氧。拉沙热病毒出血热造成毛细管严重损伤，破坏了整个向气管和组织供氧的细密网络。肺叶部分情况尤为严重，所有微小血管出现渗漏，肺部积液。几乎就像把人漫在水底下一样。为了帮助呼吸，阿兹基韦用上了呼吸器。同时也插上了斯旺·甘氏导管，既监视也帮助他已衰竭的心脏。
由我一个从未与阿兹基韦见过面的医生作出建议，麻醉师给他施行了插管术。医生们也给他做了维持生命的护理，装上了呼吸器。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证实我们这些服务于“疾病控制中心”人员的信念。
看来我所提出的措施对阿兹基韦是不够的。阿兹基韦开始接受维持生命护理才不过两三小时就出现心率衰竭，宣告死亡。此时雷巴抗病毒素尚未从加利福尼亚运到。
我离开办公室正打算随队去机场，蔡斯医生跑来告诉我阿兹基韦的死讯。这支队伍已经不再需要，库卡开始拆卸他的移动性实验室。除非再发生二个病例，暂时是用不上它了。如果病例多，我们会作好充分准备的。毫无疑问，这一次病例牵扯了很多人，再出现后续病例肯定有可能。我只带了一个人同行，他就是年轻的医务官加里·霍姆斯（GaryHolmes）。对加里说来，这次去芝加哥是他第一次处理出血热，确实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开头。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后续病例建立侦察网。完事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处理。
“我们怎样处理尸体？”蔡斯医生打电话问我。
我建议他做一个肝脏生理解剖和血样分析。人虽死去，我们也应该予以确诊。我还对他强调说，凡是接触尸体的人都要戴上手套，穿上外衣，配备一定的隔离用具，确保安全。千万千万注意，避免锋利器械意外事故。我还进一步提议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因为尼日利亚人与我们习俗不同，不会接受火化。防腐处理有可能杀死残存的病毒。对此，我仍然不放心。究竟该怎么样处理遗体，反正只能是他们家属的事。我只想再提一条建议，请他们丧礼中不要敞开棺盖。
到达芝加哥以后，我同加里找遍了接触过这一病例的所有的人。阿兹基韦得病前后的完整过程终于拼凑了出来。问题越来越明显，事情应该出在尼日利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就眼前来说，我们急于要办的事，一定要把接触过的人都找齐，并详细了解每个人接触的程度。凡是与阿兹基韦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心须置于观察之下，非长达三周不可，如果确有病毒存在，此时必会发作。我们认为感染危险性最大的人应该是他的妻子和孩子。所以，全家都服用了口服雷巴抗病毒素。
两天以后，我们正在阿兹基韦家同他全家谈话时，维罗妮卡接到了阿兹基韦妹妹瓦莱利亚从尼日利亚打来的电话。她已经接到了阿兹基韦的死讯，但是这个电话是说别的情况的：阿兹基韦离开尼日利亚以后，家里又有别的人也传染上了同样的疾病。28岁的另外一个妹妹和一个只有8岁的叔伯兄弟也得了病。这两个好不容易逃脱了厄运，而阿兹基韦另一个36岁的弟弟，本人也是个医生，却因此送了命。死亡的时间差不多也在芝加哥的阿兹基韦病逝前后。瓦莱利亚还告诉维罗妮卡说，全家都在想方设法同每个参加过葬礼的亲戚朋友联系，打听他们是不是也出了问题。此事做起来并不容易。有些人住得太远，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找得到他们。对全家来说，这真是一场恶梦。
就我而言，应该了解的情况还要多得多。比如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尼日利亚当地人，还得是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碰巧我想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就是大家称作沃尔（Wule）的奥那沃尔·托莫里（Oyewale　Tomori）。沃尔也曾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过。现在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病毒学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