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73章

关于玛尔伯格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76年，西德的玛尔伯格出现首批病例时，丝状病毒感染才第一次被确定下来。调查人员确认病毒来自最近从乌干达进口的猴子身上。31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兽医，动物管理人员以及与他们接触密切者均被感染，有7人死亡。后来了解到，即使考虑到旅途的劳累，猴子死亡率比估计的要高得多。大约在3个月里，有三分之一的猴子死亡，一般一天死两到三只。
这回我们得格外小心。也许又是上次情况的重现。
有趣的是，我们从没想到这一新的发现竟然是实验室污染的结果。这本不应成为一种不合理的解释，可是我们对彼得的工作质量过于尊重。所以如果彼得说他从猴子身上培养了埃波拉，那就被认为是这么回事。
弗雷德和我在杜勒斯一下飞机，就租了一辆汽车往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开去。一到迪特里克堡（F0ri　Deirick），我们就直奔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总部。为讨论形势而召开的紧急会议就要开始了。所有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高级官员都来了。包括拉塞尔将军，分部主任，彼得·贾林，和CJ·彼得斯。有人把我们介绍给丹·达尔加德（Dan　Da1gard），海萨顿实验室的兽医，那就是这批猴子的进口单位。我很高兴看到弗吉尼亚州卫生部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彼得·贾林首先介绍了他的发现，讲述了达尔加德从雷斯顿的海萨顿实验室采集，呈送病猴血佯的经过。显然，兽医以前在他的猴子身上发现过猿出血热的病例，并且认为又出现了相同病例。看上去确实很相似，事实上，他是对的。猴子的确受到了猿出血热病毒的感染。彼得的技术员琼·罗德里克（Joan　Rhederick）又一次证明为什么观察实验室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她注意到一个培养皿里的细胞一下子就不见了，有什么东西杀死了它们。彼得嗅了一下敞开着的培养皿想找到细菌污染发出的气味。他对结果不大满意，就把培养皿交给一个叫做汤姆·盖斯伯格（Tom　Gersberg）的人，他是一位热情工作的年轻的实习医生。彼得让他准备材料用电子显微镜实践一下他新获得的技术。其结果已被记者里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Presron）发表在《棘手地带》（TheHot　Zone）上。看上去，确实像埃波拉病毒，可是，突然，彼得、贾林想起他嗅过的那只培养皿里盛满了这种东西。
埃波拉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是不是太过分了？在潜伏了多年之后，竟然突然出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室里，难道连美国首都也难逃此难了？
毫无疑问，我认为无论这是一种什么病毒，都应给予关注。此时，围坐在桌旁很少发言的军事代表团的代表也议论了起来。
会议室里的人们兴奋起来，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奇怪的是，参加会议的人中，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真正见过携带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听着他们的议论，我回忆起在扎伊尔，我跪在草舍的地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采集埃波拉病人血样的情景。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华盛顿，真是这样吗？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制一致的行动计划，赋予一切有关公共健康事宜以优先权。此事非同小可。为达到这一目标，我要与弗吉尼亚州卫生部紧密合作，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帮助。这是纳税者提供“疾病控制中心”资金要它去做的事。
会议决定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继续研究解决动物的问题。由他们负责弄清楚病毒在实验室动物中流行的程度，并制定方略防止这种病向外界传播。在军事代表解决全部猿的问题时，我随州卫生部门工作，以限制其对人群的威胁。这是我们的责任分工。后来我吃惊地看到《棘手地带》上暗示“疾病控制中心”，准备承担整个运作。弗雷德和我都没有这种打算，我们也从未表示过这种观点，这可不是我的一贯风格。此外，无论如何，我们没有解决有关猴子问题的能力，我们欢迎军队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世界上宣传工具最敏感的阴影里进行的。直到此时，我们一直没有获得来自华盛顿的对于病毒性出血热研究项目的重大资助。我们只能坐等，眼睁睁地看着大笔资金投入到像慢性疲劳性病症那种不具危害性的疾病上。
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们最需要几只带拉沙病毒的老鼠在首都跑来跑去，那会引起一些注意。国会才会明白这些病毒确实存在。”
突然间玩笑成真，我们明白，一旦消息传出，新闻界会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知道很可能记者们把小型摄影机和微型录音机也带到了会场，这更增加了会场紧张的气氛。
新闻媒体的关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冷静从事，以避免出现混乱。我处理过芝加哥的拉沙热病事件，以及几年前出现在新泽西的埃波拉可疑病案。我有效工作的秘诀是保持镇静，估计出可能的危险，制定一项计划去限制这些危险。向人们解释清楚发生的一切，让他们冷静下来。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我一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事实，决不评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很焦虑，也会表现得镇定自如。
会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它是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召开的，会上简要地说明在弗吉尼亚雷斯顿地区实验室的一群猴子身上发现了类似埃波拉的病毒。我们的行动计划要求我们识别在海萨顿的人与病毒接触的情况；评估并控制猴子，找出是否其他地方的猴子会被感染。为此，我们需要调查其他进口动物，也许这样会弄清楚雷斯顿地区从哪些地方来的猴子受到了病毒的感染。这项工作由“疾病控制中心”的检疫部承担。
有一段时间，检疫部一直在关注猴子贸易中的环境和条件问题，因此他们的行动是积极有效的。我们的工作量从一开始就十分饱满，整个行动很快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协作力量。
弗吉尼亚州卫生部派来工作的人们个个精明强干，他们不仅是在专业上十分胜任，而且一直保持头脑清醒，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我向他们解释埃波拉是能传播的，以及还没有传播等情况，远比预想的难度要小得多。他们可能很想把任何接近受感染的组织或猴子的人全部列入高危一类。实际上，这没有必要，而且还会引起那些人的不必要的忧虑。不过，对于州卫生官员来说那是相当便利的，他们采取的是一旦怀疑就加以封锁的策略。本州的官员们不愿引起恐慌。
不幸的是，一些记者大肆制造危机的气氛，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出风头。这样，我们想表达的一些信息——我们在医学领域和实验室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必要保留这些病毒传染——被歪曲了。但布伦特·布莱克利奇（BrentBlackledge）是个例外。他是费尔法克斯县地区报纸《新闻报》（The　Journal）的记者，他不仅写出了不少好的报道，还向社区提供准确的信息，消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隐患。
我着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包括苏在内研究疫情扩散到人群的可能性。苏是唯一的具有猴子感染埃波拉病毒实际经验的人。我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Steve0stroff），“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以及弗吉尼亚州卫生部门的人们一起，开列了一张接触过猴子的人员名单，并设计了调查问卷表以便能估定他们受感染的程度。我们不得不对每一个与动物或它们的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人进行调查。
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顺利。当我赶到海萨顿实验室时，发现除了我们分别处理的动物实验室的人以外，所有可能与动物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全体雇员已被召集开会。我没有安排这样的会议。这是公司的主张。主持会议的是军队的一位兽医病理学家。她的工作是和实验室的猴打交道。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了解什么是埃波拉。会议组织得很好，我想最好不要干涉。实际上，在邀请我发言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
这并不等于我不想起身反驳，只是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对这种病的不着边际的描述。当众反驳她与事无补。会使大家认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并给人一种事态失控的印象，这当然会无故地造成担忧。当我最终有机会发言时，我告诉大家他们感染埃波拉病毒的机率很低。实际上病毒不可能从实验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