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64章

“谁在这儿？”我喊了一声。
丁零声停了下来。周围先是静悄悄的，随后传来一个女人的惨叫，这叫声来自每个地方，从洒满阳光、漂浮着微尘的空气中宣泄而出，仿佛汗水从滚烫的身体里透出。声音里交织着愤怒、恼火、悲伤……但更多的，我觉得，是恐惧。我也发出了一声惨叫，我实在忍不住。我在黑洞洞地窖阶梯上听到无形的指节敲击墙板的时候也吓坏了，但这比那要可怕得多。
这惨叫始终没有停。它只是渐渐淡去，如同那孩子的哭泣声渐渐淡去，仿佛发出尖叫的人被迅速地沿着一条长廊朝远离我的方向带走了。
至少它消失了。
我靠在书架上，手掌紧贴着T恤衫，心脏在下面狂跳。我大口喘气，肌肉感受到那种遭到严重惊吓后产生的古怪的爆炸的感觉。
一分钟过去了，我的心跳渐渐缓和，呼吸也一同缓和下来。我站直身体，摇摇晃晃地跨出一步，双腿站稳后又走了两步，然后站在厨房门前，看着客厅。壁炉上方，驼鹿本特正用玻璃眼睛回望着我，脖子上的铃铛一动不动地垂挂着，毫无声息，它边上有一个阳光留下的亮斑。只听到厨房那只傻乎乎的菲力猫时钟的滴答声。
一个念头不断地冒上来，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个念头说：那个惨叫的女人就是乔，我妻子的阴魂还住在莎拉…拉弗斯，而且她很痛苦。不管她死了与否，她很痛苦。
“乔？”我轻声问道，“乔，你——”
那哭泣声又开始了——一个吓坏了的孩子的哭声。与此同时，我的嘴和鼻子里又一次充满了湖水的腥味。我一只手抓住喉咙，窒息般地咳嗽着，心里吓坏了，然后扑到水槽上吐出来。像上次姨样——我并没有咳出一大摊水，除了一小口痰外什么都没有。胸腔灌满水的感觉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站在原地，紧抓着工作台，俯在水槽上，看上去像个晚会后把一夜的瓶装狂欢吐得一干二净的人，我的感觉也是一样——头晕眼花，筋疲力尽，迷迷糊糊的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后我再次直起腰，抓过洗碗机把手上的毛巾抹了抹脸。冰箱里有茶，我太想来一大杯塞满冰块的冰冻茶了，我正要把手伸向冰箱门把手，突然停住了。那些蔬菜水果模样的磁贴再一次围成了一个圈，中间拼出一行字：
救命我快淹死了
又来了，我心想。我要离开这儿。马上。今天就走。
然而一小时后我却坐在闷热的书房里，身边的桌上放着一杯茶（里头的冰块早就融化了），只穿着短裤，迷失在我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一个名叫安迪？德雷克的私人侦探正在试图证明约翰？夏克福并不是那个绰号“垒球帽”的连环杀手。
我们是这样活着的：每次只过一天，每次只吃一顿饭，每次只受一次苦，每次只呼吸一次。牙医们每次做一个牙根管治疗；造船的每次造一个船壳。如果你写书，你每次写一页。我们从我们已知的一切、以及我们害怕的一切跟前转过身。我们阅读商品目录，看橄榄球赛，我们选择斯普林特而不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斯普林特是美国移动电话网络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传统的电话公司。）。我们数天上的鸟，即使身后的脚步声告诉我们有人走进来，我们也不回头；我们说是的，我也认为云彩常常看似其它东西——鱼啊，独角兽啊，骑马的人啊——但其实它们只是云而已。即便云朵里面亮起了闪电，我们仍会说它们不过是云而已，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下一顿饭、下一场痛苦、下一次呼吸、下一页。我们就这样活着
第16章（上）
写作是头号大事，知道吗？写作最重要。
我害怕换房间，更别提收拾起打字机和刚起步的薄薄手稿，把它们带回德里了。这么做和在暴风雨天把婴儿带到屋外一样危险。于是我留下来了，但还保留着一旦事情变得太怪就搬走的权力（就像烟鬼们总是保留着咳嗽加重后戒烟的权力），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个星期里发生了形形色色的事情，但直到我星期五在主街上遇到麦克斯？德沃尔之前——那天该是七月十七日吧——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就是我一直在写小说。倘若能够完成，我打算给它取名叫《我儿时的朋友》。也许我们总是认为失去了的东西才最好……或本该是最好的，这点我不敢肯定。但我肯定知道一点，在那个星期里，我的真实生活主要是围绕着安迪？德雷克、约翰？夏克福德，以及一个出现在背景深处的模糊的影子——雷蒙德？贾拉迪——约翰？夏克福德儿时的朋友，那人有时戴一顶垒球帽。
那个星期里，房子里的怪事继续着，但没那么嚣张了——什么都比不上那声惨叫，它能让你的血液凝固。有时候本特的铃铛会响一下，有时候那些蔬果磁贴会再次围成圈……但中间再没出现过字，至少那个星期里没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发现糖罐打翻了，让我联想到玛蒂关于面粉的故事。打翻的糖粉里没写什么，但留下一个胡乱的笔画——
仿佛什么东西想写什么却没写成。如果是这样，我很同情。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
我参加可怕的埃尔默？德金的听证会是在十号，也就是星期五，此后的那个星期二我沿着主街往沃林顿山庄的垒球场走去，想偷偷看一眼麦克斯？德沃尔。当我能听见远处的叫声、欢呼声和击球声时已经快六点了。一条标有乡村路标（一些橡木箭头上烙着“沃”这个字）的小道穿过一个废弃的船屋、两个小工棚、以及一个半掩在蓝梅藤后面的凉棚。最后，我穿了出来，发现自己站在球场中外野（中外野，棒球场外野的正中间部分，远离本垒。）远处的空地上，地上随处可见的薯条袋子、糖纸和空啤酒罐告诉我，人们有时从这个有利位置观看比赛。我忍不住想起乔和她那位神秘的朋友，那个穿着咖啡色旧运动衫的大个子男人，他一边笑一边用手揽着她的腰把她从赛场边带走，两人一起往主街走去。整个周末里，我有两次几乎要给邦尼·阿莫森打电话，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出这个男人，找到他的名字，但两次我都放弃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每次我都这么对自己说。让它过去吧，迈克。
那天晚上，我独自站在中外野后的场地上，想到那个曾骂我是骗子、而我又让他见鬼去的老头通常把轮椅停在本垒挡网后面，觉得自己站在这么个远离本垒的位置比较合适。
其实我无需操心，德沃尔没有出现，可爱的萝盖特也没有。
我瞧见玛蒂站在一垒线挡网后面，身边站着约翰·斯托尔，他穿着牛仔裤和翻领衫，红头发压在一顶纽约麦兹队的棒球帽底下。他们边看比赛边聊天，老朋友似的，球赛进行了两局后才发现我——足以让我对约翰的位置羡慕不已，甚至有些妒忌。
最后有人击出一记长球，往中外野飞来，中外野背后的树林是唯一的屏障。中场手连忙向后退，球从他头顶高高越过，一直飞向我站的位置，眼看要飞过我的右面。我不假思索朝那个方向跑去，抬高膝盖穿过外野和树林间的修剪得齐齐的灌木丛，心里祈祷它们不要是有毒灌木。我右手一伸，抓到了球，一些看热闹的人欢呼起来，我也笑了。中场手用光着的右手拍打垒球手套的掌窝以示祝贺。同时击球手沉着地在垒间跑动，他知道自己刚击出了一记漂亮的本垒打。
我把球抛给接球手，回到自己在糖纸和空啤酒罐间的老位置，我回头朝远场望去，玛蒂和约翰正看着我呢。
如果有一件事能证明我们无非是另一种动物——一种多了一点儿脑浆却多了许多自命不凡的动物——那就是：当我们非得靠手势来传情达意时，能表达的意思却少得可怜。玛蒂把手紧扣在胸前，脑袋向左靠了靠，眉毛往上翘了翘——意思是“我的英雄”。约翰微微低头，把手指伸到额角，好像那儿有点痛的样子——“你是个走运的家伙”。
等他们做完这两个手势，我指了指本垒后的挡网，然后耸耸肩作为提问。玛蒂和约翰都耸耸肩作为回答。一局后，一个满脸雀斑的小男孩跑到我站在地方，过大的乔丹球衣在他小腿边翻动，像穿着条裙子。
“那边的人给我五毛钱，要我告诉你，晚一点给洛克镇他住的酒店打电话。”他边说边指着约翰，“他说你要回话的话再给五毛。”
“告诉他我九点半打给他，”我说，“可是我没有零钱，你愿意要一块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