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传说中的近代中国-第14章

在杨沫对这段感情的重新书写中，余永泽是与革命的正面敌人不同的另一个革命的对立面。他象征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余永泽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对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说，———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无可厚非。他的错误也许就在于他在用“五四”的爱情逻辑来读解林道静：“爱可以改变一切，为了爱我们奉献一切”，所以他认为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诱她”，因为“天下只有爱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变的”。他满怀着情人的嫉妒来看待林道静和她的“革命”：“啊！在这样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别个男子亲密地约会着、来往着。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余永泽的直觉并没有错，林道静确实爱上了卢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所以她才会将江华作为卢的替代（他们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而接纳为自己的情人。余永泽不懂的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逻辑。一方面，革命要求将爱情理智化，千百年强调的忠诚、宽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须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苹略带讥讽地对林道静说的：“等着余永泽给你挂节孝牌吧！你还想革命哩，连这么一点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么？———都不敢革，还说别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热诱惑狂热，平静的生活、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的妥协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在林道静看来，余永泽这种“自私、平庸、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够容忍？与余永泽的相处让林道静明白了：
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革命时期的爱情（2）
如果说，林道静曾经也接受过余永泽的爱情逻辑，“美丽无边的大海，大海上的明月和银波”曾让她热爱并怀念，那么，她从革命中看到的是热血和火药，是燃烧的青春，这是与余永泽的长袍和马褂格格不入的。杨沫暗示，因为林道静是“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混合”———她的母亲是被地主逼奸的佃农女儿，所以她会在两种道路徘徊，既不是像余永泽那样归顺“旧”，也不能像卢嘉川那样全心投入“新”。“她既爱将来，又不能忘掉过去。在她的心灵深处，未来和过去是两个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极端，但却同时在她心里存在着、混淆着。”
余永泽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去理解林道静的爱情逻辑：“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应当理解她，原谅她。”为此他将谴责卢嘉川破坏他家庭幸福的信投入了火炉，“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业”。对于余永泽来说，这确实非常了不得，因为他试着用一种新的爱情逻辑来推导问题，但没有持续多久，当他想从枪声中寻找林道静时，他被一颗子弹吓回了图书馆。也许是丑化，也许是事实，反正，那样的生活不是余永泽想要的，他最后用更古老的逻辑解释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祸水！……”
据张中行交代，他和杨沫的结合是属于他归纳的“不可忍”那一类，“不可忍”的特征有四：一、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二、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见有大分歧；四、生活习惯有大分歧。张中行说他和杨沫除了道德修养方面外，其他三方面都“宜于分”。那么两人之间，除了进步与落后外，应该还有别的纷争。但按照张中行、余永泽的爱情逻辑，分手以后也是不作兴讲对方坏话的，抒发一下怀恋之情才是“情之正”，所以有了《沙滩的住》末尾叙述走过大丰公寓（张中行和杨沫初见的地点）时的心情，似乎是对那段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一个总结：
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关于巴金的随想录
“随想录”（或随感录）是个好名字。
帕斯卡尔用它来展示如何做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陈独秀和鲁迅用它来反击无所不在的黑暗传统。巴金用它来说出一些令人惊异的真话。
它们的共同属性：来自思想的深处，说出一些很明确，却为别人所说不出或不肯说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巴金，一位负载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的百岁老人？
可曾见过装在摇臂上的摄像机？对于被看的对象，它有时从上看，有时从下看，有时推近，有时摇远。一切视乎表现的需要。
必须仰视巴金。走过两个世纪，他身上沾染了太多的尘埃和沧桑，他也为他的时代奉献了太多的爱。为此我们将他铸成巨大的铜像，以瞻仰来传达巨大的敬意。
必须平视巴金。对于一位作家，最大的尊重，就是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重新考量他作出的结论，把他真正变成人类智慧阶梯上一块砖石，而非装饰。
必须俯视巴金。我们并无评判的资格，却有后来者的权利。我们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审视：巴金和他的同代人，走过怎样的道路，有过怎样的挣扎。个人与社会，与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可能？
谁在阅读巴金？
一位姓程的老人。他和他的兄弟，在巴金刚开始闪耀时发现了他，自此变成了他的忠实读者。他把巴金的《家》列为家庭重点藏书，并在扉页上题：“凡是程氏儿女子孙，空闲时可读读这部《家》。”
一对受命监视巴金的红卫兵。他们在完成任务时，频繁讨论《家》、《春》、《秋》中的一些人物，为那些不幸死亡的青年妇女叹息。“有一天夜里，小的一个红卫兵来迟了，一来就抽抽泣泣不成声。那大的说：”哪个打你的呀？你说！我喊一队来给你报仇！‘这个小的说：“不是！是鸣凤死了！’———说着又哭起来。大的红卫兵听到鸣凤死了，也跟着哭起来了。”记录这个故事的沙汀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讽刺。”
一名日本的家庭主妇。嶋田恭子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嫁人后全职做家务。她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从巴金的小说中找寻答案。她从香港买来了能找到的所有巴金著作，并冒着风险给巴金写信———那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中期。这封日本来信给了巴金莫大的鼓励。
一个不知名的提问者。巴金访问巴黎时，在最大的书店弗纳克与读者见面，有一位中年法国人站起来，谈到了他对中国阴阳学说的见解，认为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那么，“巴金先生，您在《家》中描写的那种大家庭就难道没有任何价值吗？”听了译者高行健的传译，巴金回答：他反对那种封建家庭，这种家庭需要彻底清除。中年人还想继续和巴金辩论，却激起了周围巴金热爱者的愤慨。大家制止了他的发问。
《家》据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作品共五次，还不包括话剧和地方戏），而且改编都相对成功。
因为这部作品够简单。一部能够感动各个阶层读者的作品，感情一定要强烈而明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巴金在法国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违背我自己的信念的事情。”他
说，他的敌人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在颁给巴金荣誉博士学位的赞词中说：“为表扬他的道德勇气和求知求真的精神，为表扬他对中国人民在这狂风激流的世纪中追求进步所做的有力呼吁。”
巴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人文知识分子担当时代的良知，他们明辨是非，知道何谓善，何谓恶，可以一往无前地为理想和道德呐喊。每当在一桩善恶莫辨的事件中，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就只剩下了永远的怀念。
文学大师、世纪良心、文化灵魂……多少帽子在巴金头上飞舞。对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这一切毫无意义。分享这些纪念和意义的是我们这些后辈和旁人，我们需要一个见证，一种指引，一位楷模。
说说我对巴金的看法吧。我想起了布莱希特的名剧：四川好人。
我喜欢巴金对朋友的忠实，我钦佩巴金对爱情的坚贞，我羡慕巴金说真话的勇气，我欣赏他一生旅居上海，却从未改变的一口成都方言。我希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