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70章

对他们接触到的所有宗教都给予庇护，并且很愿意任用副手在他们多民族、
泛欧亚的政府部门中协助管理。就是在蒙古世界分为四个汗国、早期蒙古大
汗强加给他们广阔领土上的短暂和平出现危机之后，在中国，这些多元化的
诸多表现依然延续到了　１４　世纪。
到　１４　世纪，从帝国最西边的势力范围来到最东边的中国领土的旅行者已
经少多了，但是非汉人社会仍留在中国首都和全国各行省。其中有包括阿拉
伯人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团体，有从帕米尔东部来的不久前皈依伊斯兰
教的人群，有从内亚－地中海东部来的聂思脱里和罗马天主教徒（也里可温），
有摩尼教徒，有犹太人，有各种非汉人的佛教徒，还有西伯利亚和东亚的各
种萨满教信仰者。在那个时代，居住在帕米尔以东的所有民族都有人群住在
中国，成了在中国的事实上的代表；此外，帕米尔以西的民族，已知也有几
人在中国聚居。
许多种字母以及表意汉字的三种变体（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都曾
使用过，居住在中国或在中国旅行的人们阅读着用这些文字写成的读物。那
时在中国使用的口语，几乎包括了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当时应存在过的所有汉
—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以及重要的西亚语言和某些欧洲语言。在忽
必烈时代的中国能遇到的这些服装、举止、仪式、食物、艺术、技艺、哲学
和学说的多样性，是自　７、８　世纪唐代长安的盛况以来从未见过的。
与多样性的接触给文化与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诸如兴趣爱好上明显的
新倾向，艺术、音乐、文学或建筑上的新风格，本土宗教或思想中的新动向
等等，这些特殊的影响在文献中显然都被淡化了，最多不过是模糊地提及。
这个时期的汉人精英不能说是已经真正地国际化了，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能为
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对外族人及其思想、事物发生兴趣。那个时期的作品中没
有多少探讨外来事物的内容，知道了外来的事情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与此相
反，许多著述不经意地将远方的某地与另一地相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
聂思脱里教与佛教，或者引用了某个当时使用的外来语词汇，但是却说没法
知道它的真正意思。解决这些问题时完全不去寻根究底。如果当时中国的统
治者是汉人的话，当汉人通过军事扩张把这样的多元化带到中国来时，或许
这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努力探究这些问题了。就是因为是外族统治，几乎没有
例外，这些事没有什么可庆幸的，只有忍耐。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几乎看
不到元代外族文化给当时或者以后的汉人生活带来的影响。
色目人与汉人精英关系的改变
如果对在元代社会法律上享有精英地位的西亚人（色目人）的命运一点
不加以注意，那么对元代精英的讨论就不能结束。如果说汉人对那些有利害
关系的外族人可能对他们的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不那么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
对于外族人的汉化则有很深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在态度
上没有什么不同。当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写到：
在辽、金、宋时代，中国仅有间歇性的和平，３００　年内南北之间的
交通中断了。
从元代开始，国门大开，西北成千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加到了国家
的领土之上。色目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住在中国领土之上。
我们国家的文化向所有人开放，西域人很为羡慕，他们不知不觉地
汉化了。
这一写于本世纪　２０　年代的论断，也完全有可能在元朝以后任何一个时间写出
来；它完全是以汉人为中心。虽然作者批判了前人不能欣赏元朝统治下汉化
了的外族人的文化成就，但他自己感兴趣的仍是中国对于这些外族人的影
响，而不是与此相反。
尽管如此，以上所引的这本书仍然具有历史学术价值，它研究了　１３３　个
生活在元代中国有色目人背景的男男女女，他们汉化了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成
就。特别使作者感兴趣的是儒教（对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也略有述及）的主张
具有的说服力，但这不能充分反映这些人文化适应的全貌，即他们既能够在
文化上双元或多元，又有能力生活在说蒙古语、突厥语或波斯语的统治者及
其同伴的世界中，还能在文明的中国社会中起作用。在某些事例中，他们被
中国文明所吸引，能够完全掌握其形式与内容，这些似乎总是在显示中国的
优越感。很自然，这对于元代和元以后的汉人来讲总是一个满意的观察，而
且这其中确有很大的客观真实性成分存在。但是，当代历史学家们也能够在
那些记载中看到其他的含意。
毫无疑问，中国文明对于草原民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辽代统治（９０６
—１１２５　年）的两个世纪中，契丹人设法使他们的部落贵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
双元文化，而普通的契丹人则仍然在这个文化进程之外。可是，虽然契丹人
在智力活动上达到很高程度，也掌握了汉人的高层文化，但他们仍旧是“草
原民族”，并没有完全脱离他们游牧生活的价值观。征服了契丹人的女真人，
领土的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的北部，开始时模仿契丹人的双元文化，但为时很
短。契丹人的领土上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定居世界，而女真人则统治了几乎半
个中国。女真人很快进入了他们生活方式的过渡阶段，热衷于适应汉人的规
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和他们原有的几乎全部文化，虽
然还保留了一些女真制度特征以及他们的战士气质。
在汉人的所有北方邻居和征服者当中，蒙古人受定居文明的影响最小，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他们与定居民族接触时都是如此。
在中国，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契丹人那样的对精英文化的适应，①更没有表现
①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　287　页。
① 但是应注意萧启庆对早期蒙古人儒化的研究，＇858＇《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参看　715　页注①）。
出女真人那样的全面汉化。这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强大的，但也使他们更
加依靠色目人的帮助来使自己与其汉人属民沟通，执行日常管理工作。在成
吉思汗以后的将近一个世纪中，很少有蒙古官员学习说汉语，学习读写的就
更少了，虽然在元朝末年学习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元末在中国做官的蒙古人
和色目人仍有人不识汉字。元仁宗（１３１１—１３２０　年在位）以后的四个蒙古皇
帝中有三个懂一些汉文，①但并没有成为他们人民的榜样。对蒙古文化的自信
和对草原生活价值观的深深依恋，导致他们远离汉文明的诱惑，而并非他们
缺乏学习的能力。
色目人，也就是西亚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行政管理上受到充分
任用；蒙古人信任他们，知道他们为了保住在中国的地位就要完全依赖他们
的主人。取得财富的足够机会并没使色目人独立，他们的处境也是困难的。
一方面，为了使主人满意，他们必须完成分配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完成
任务，他们必须学会怎样在中国社会中运转自如。他们是真正的中间人，总
是需要与他们的上级和下级打交道，在二者的文化之间转换。他们中很多人
都懂多种语言，可是在他们的蒙古主人和汉人属民中，懂几种语言的人却十
分稀少。比如，户部的一位畏兀儿官员，在朝廷要使用蒙古语，在衙门或是
社交场合与他的色目人同事交谈时，或许用波斯语或者阿尔泰语系的另一语
言，他还会发现，如果他能读汉文公文，或至少能直接与他属下的书吏交谈，
那一定是最有用的。这后一种情形在　１３　世纪时还不普遍，但到　１４　世纪已经
变得很正常了。
上面所引的陈垣的研究表明一百三十多个西亚人不仅能够使用汉文，他
们还对传统的汉文化有出色的造诣。这之中有画家、书法家、诗人、剧作家、
经学家和典型的学者—官员。他们应被视为居住在中国的西亚人社会的最值
得注意的例子；至于那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例子——有些人的成就没有被记录
下来，但他们能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工作——则有成千上万。我们可以看到，
几十年过后，这个中间群体事实上与汉人精英在感情、特别技能和文化观念
等方面靠得更近了。
到　１４　世纪中期，蒙古朝廷显然已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