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92章

者身分视为当然，并用他的文集《张文忠公全集》（晚明；重印，《国学基本丛书》，第　309　卷，台北，
1968　年）的原文，4，第　53—56　页。不十分全的原文，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35，第　825—831
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32，第　25—29　叶。此外，吴晗的《读史劄记》＇594＇（北京，1956　年；
1961　年重印），第　165—166　页作了部分引证，今西的《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　611—620　页引证了全
文，并附解释。《大明会典》＇465＇中的有关章节，见　211，第　7—8　叶（第　2040　页）。
③ 间野潜龙：《明实录研究》＇370＇，重印，《明代文化史研究》，见《东洋史研究丛刊》，31《东京，1971
年），第　1—134　页。
① 这是指内阁东诰敕房和西制敕房，两房指派中书舍人（贺凯：《明王朝政府组织》＇265＇，第　31　页，注　4）。
皇帝才同意大学士张孚敬（１４７５—１５３９　年）的一个类似的建议，下令抄写以
前诸帝的实录。②像任命纂修班子那样任命了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抄写工作，
也有监修、总裁等。同时，下令修建一座专门保存实录的建筑，正如丘濬原
来所建议的那样。这座建筑于　１５３４　至　１５３６　年间建成，命名为皇史宬，通常
将它译为帝国历史档案馆。
两年后抄写工作完成。新抄本在一个正式仪式上呈给皇帝，第二天当着
皇帝的面在新的档案馆里封存。①这座建筑在清代为同样的目的服务，并在
１９　世纪初彻底翻修。这座建筑真是名副其实的“石室金匮”。②它的厚墙是
用坚固的砖头砌的，墙上只有很少的小窗口，原稿放在　１００　多只金属箱子里。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和　４０　年代，这座建筑仍在那里，保持着它原来的样子。它座落
在皇宫东南，南池子南段路东。③
纂修正史——官修史书的最终产品，是史官的另一个任务。元朝的正史
是设在南京一座佛寺里的一个史馆纂修的。④１５９４　年，开始了纂修到这年为
止的明朝正史的工作。像修实录那样，任命了一个班子，以王锡爵（１５３４—
１６１０　年）和其他大学士为总裁，另外一些高官——大多数是翰林院以外的—
—为副总裁，和　１９　个纂修官，多数是翰林院的修撰、编修或检讨。①但　１５９７
年宫中失火，烧毁了所有的草稿和资料，这项工作就搁置起来，显然再也没
有恢复。②由于那时没有进行修实录的工作，实录的纂修未受到火灾的影响。
见沈德符：《两殿两房中书》，载《野获编》＇468＇（1619　年；北京重印，1959、1980　年），9，第　247—
248　页；山本隆义：《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599＇，《东方学》，21（1961　年），第　87—103　页，
特别是第　95　页。
② 见司马迁：《史记》＇477＇（约纪元前　90　年；北京重印，1959　年），130，第　8　叶；巴顿？沃森译：《中
国伟大史家的记录：译自司马迁的》＇559＇（纽约，1961　年），第　50　页。
① 东阁也许指内阁的建筑，左右房也许指诰敕房和制敕房（见前，注　46）。但这个推测不能证实。
② 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见　W。G。比斯利和　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家》（伦
敦，1961　年），第　45　页。
③ 沈德符：《野获编》＇468＇（1619　年；1869　年重印），8，第　25—26　叶。
④ 见令西：《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　597—615　页；陶元珍：《万历起居注》＇502＇，《文史杂志》，
4，7　—　8（重庆，1944　年），第　54—56　页。
① 关于纂修“日历”的唯一详细的记述，是黄佐写于　1560　至　1566　年间的《翰林记》＇258＇（6。2。7），第　13
章：《修日历宝训》（重印，《丛书集成简编》，台北，1965—1966　年），第　159—160　页。《明实录？太
祖实录》＇380＇，仅第　1507　页提及纂修的敕命，日期是洪武　6　年九月四日（1373　年　9　月　20　日），和第　1573
页提及完成的敕命，日期是洪武　7　年五日一日（1374　年　6　月　11　日）。又见宋濂：《大明日历序》＇489＇，
载《明文在》，薛熙编（1889　年；台北重印，1968　年），第　353—354　页。
② 《大明会典》＇465＇，221，第　3　—　4　叶（第　2938　页）。
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明朝官修史书最重要的产品是《明实录》。③本来，实录是准备秘密保存
于宫中而不是打算出版的。然而，有几种私人抄本保存下来，现在可以得到
其中两种抄本的影印本。对所有的明史研究者，它们都是最重要的资料。①
只在有了一种与新版二十四史相类似的新的校点本后，才可能对这种资料作
出更充分的评价。
在明朝的　１６　个皇帝中，现存　１３　个皇帝的官修实录。建文帝和景泰帝的
实录，分别包括在《太宗（成祖）实录》和《英宗实录》中。由于明朝的灭
亡，没有为最后一个皇帝修实录。包括在印出的实录中的所谓《崇祯实录》
是私人纂修的。没有必要在这里对　１３　部实录一一加以讨论，因为这个工作在
别处已经做了。②按照涉及的时间，篇幅的变化在　８　至　５９６　卷之间。它们总共
将近　３０００　卷，分为　５００　册（１９４０　年版本），或　１３３　册（１９６３　年版本）。
在材料的安排上，实录遵循编年体。它严格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记录皇
帝或以皇帝的名义采取的行动，以及重要的政治事件。这些记录自然而然地
包含了对帝国政府有用的信息。记录下来的事实大多以奏议摘录的形式出
现，因为主管官员是以这种方式把事件向皇帝报告的，再有就是有关诏令的
摘录。此外，高级官员的任命、调动或停职，跟惊人的自然现象一样，通常
均有记述。
但是，没有必要把事件记录在它们实际发生的那个日期下，而是记录在
向皇帝报告和在皇帝面前讨论的那个日期下。如果事情发生在很远的地方，
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后和传到朝廷之前可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报道一个
高官死亡的那个日期下，通常附有他的小传。每年年终，有关于人口、岁入
和外国“进贡”使节等等的统计资料。
从明代实录的纂修组织来看，显然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有些总裁
和纂修官因表现出由于个人好恶而产生的偏见，受到后来作者的严厉谴责。
由于实录的绝大部分是由官方文献的原文和有关政府活动的枯燥报告构成，
作者表示个人意见的机会主要就在于选择某些文献和压下另一些文献。这
样，事实和事件可能被大大地曲解。此外，也可以用压缩文献的方法来故意
歪曲原意，即使这违反了规章。除了这些之外，就很少有机会塞进非常含蓄
的褒贬暗示了。还从来没有过对任何故意伪造文献的指责。如果文献本身（如
奏议）包含了错误的陈述，纂修者也没有责任去改正它。无心的错误在实录
中决不在少数。
上面提到的偏见，不仅限于按照儒家政治伦理观的一般标准进行褒贬，
就像一切中国历史家所普遍承认并运用的那样，而且与高层的许多集团和个
人有密切联系，他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互相进行斗争。至少有一次皇帝本人
也被卷入了。这不仅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大学士之间发生了重要变动，
正在纂修中的实录要修改，而且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两个已知的例子
③ 用　piling　of　ficer　译纂修官，是为了区别于　piler——史馆的修撰和编修。
① 这份名单在《明实录》＇38＇的台湾新版（1961—1966　年）中有，但在南京版中没有。《实录》在纂修敕
命的日期下有不完全的名单，各种《实录》研究中的名单均引自这里。特别见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
② 不同官职的品级载《大明会典》＇465＇，第　10　章。
中，已经完成并封存起来的实录，也一反惯例和常规，又拿出来重写。
第一个皇帝太祖的实录就是这样处理的。第一次纂修是在太祖的孙子和
继承人建文皇帝统治时完成的。事情很明显，１４０２　年篡夺了王位的燕王，他
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和建文皇帝的叔父，不能让他父亲朝的实录原封不动。
因为它宣称他的侄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从而给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