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政治经济学》第43章

纸币代替了铸币，并且由于发行者负责不断更新旧币而使其不致破损。在这样的情况下，铸币与纸币的关系就如同置于英国下议院议长监管下的英国法定加仑与王国内一切容量衡器的关系，法定加仑（或铸币）
是一种几乎没有变化的标准，它不会发生由于每天使用而造成的碰损和用坏，王国内的一切容量衡器可以根据它（而纸币则根据铸币）而在任何和一切时间进行校正和重制。具备了这样一种名义上的标准后，只要纸币的流通保持完全自由，纸币似乎就成了一不易贬值和波动的价值的衡量标准。
纸币的特征是容易辨认的，并且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说出它的价值；但是要辨认一枚铸币是好还是不好，则需要试金者的技能。钞票在这一点上也优于铸币。钞票之所以也经常被人伪造，我看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是由于英格兰银行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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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结果。由私人银行家——他们互相监督和注意——发行的钞票则很少或从不被人伪造。这些钞票流通的范围极为有限，它们在自然的营业过程中会经常流回发行者，以致想通过伪造它们而获利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地方银行家只在当地享有信用，他发行的钞票只是在他自己的紧邻地区代替货币，几乎将要过手钞票的每一个人都能判断其真伪；所以作出如下假设并不为过，即：倘若听任银行的全部营业完全自由（就像听任制作帽子和服装的营业完全自由一样）
，倘若没有政府的和国家的银行，则钞票将既不致被伪造，也不致被发行过量。
①
我请读者记住，我只是在力求探明商业纸币的自然起源，我的意思就是说，上面的观察所得仅仅适用于在社会的生产阶级中间从劳动分工而发展起来的那类纸币。
在我们的时代，政府的和商业的纸币都已造成无法估量的灾难，否认这一点将是愚蠢的行为。我们看到名义价格在短短的几年中上涨和
①如果我在正文中关于纸币的起源和纸币效用的来源的陈述是正确的，则我们就不能不极为强烈地谴责政府的每一种纸币（此处原文为：则我们就不能极为强烈地谴责政府的每一种纸币；从上下文看，恐有笔误。——译注）
；政府不是生产者，它没有正在发往市场的在途商品，因而不能具有发行纸币的任何权力。
即便是英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也是不法的，它代表一项今后才能收到的收入，但是基于一批将要构成收入的商品而能正当地得到的信用，是另一类汇票和期票所享有和利用的（在此期间，商人和制造商正在制造该批商品或正在将其发往市场）。对国家的发行纸币来说，连下述要求——即：一切纸币由那些虽不生产商品但今后有权利接受一定数额的款项者仅仅基于收入而加以发行和流通——也做不到，它总是在发行者可能从别人的产品中得到一部分、但对该部分产品具有任何合法权利以前被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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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了２０％，这种波动是由不恰当的发行纸币所引起的。一些不幸的可怜人在法律的祭坛上遭到了杀戮，他们由于仿效那些滥用公众信任远比他们更甚者的行为而使自己因为罪恶的贪婪受到死刑，他们成了后者的牺牲品。债务被加重了或减轻了，一切货币契约都受到了极大的侵犯。一个阶级受到了欺诈，另一个阶级则因以致富；商业的全部进程偏离了其通常渠道。因此，没有人能肯定他在连续两年中的收入将有多少；在这个国家中，由于纸币数量和价值的变动，年复一年地引起了混乱、惊慌和恐惧，这种混乱、惊慌和恐惧也许是任何一个未被胜利的敌国所占领或被某种巨大的自然灾害所毁灭的国家中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如果这些灾祸是与纸币的发明分不开的，则不论纸币有什么自然的优点，它们都被其社会缺点远远地超过了，人们将不可能不极为强烈地谴责纸币①。但是读者可从《国富论》、从《不列颠百科全书补编》中麦克库洛赫先生撰写的“货币”条目以及从斯托契先生的著作中找到许多事例，它们说明政府通过对金属铸币的掺假已经引起了——用斯密博士有关这一主题的话来说——。。
“比一场巨大的国家灾难在私人财产中所能引起的、更大和更普遍的剧烈变动。”但是，由于纸币在目前的广泛使用，各国政府近来（并且自从斯密博士的书出版以来）总是通过在纸币上做手脚以实现同样的罪恶目的；现在的一代人只看到现在的灾祸，他们显然不考虑或不知道欧洲的经济史，他们把
①原文为：人们将不可能极为强烈地谴责纸币。从上下文看，似有笔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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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波动归咎于纸币这一工具本身，实际上那些波动是由欧洲各国受人尊敬的政府滥用这一工具的方式所引起的。当欧。。。。。
洲只有铸币在流通时，各国政府的类似行为也在经常引起同样的波动。
倘若由于纸币的被滥用，我们就谴责纸币的使用，则任何东西都将逃脱不了我们的责难。有什么比宗教更令人感到亲切和善和令人慰藉，但与此同时，又有什么比宗教更被误用于令人憎恶的意图？卑鄙的伪善、亵渎神灵的不公正和不顾羞耻的掠夺都在宗教的名义下不断进行。对于这一巧妙的自然的发明的被误用，对于无知者和狡猾者的顽固投机，对于诡诈的发起人的冒险和欺诈，对于君主和政治家们无知的贪婪，政治经济学这门国民财富的自然科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指出上述各种人们的行为是以何种方式而与这门科学的原理相抵触；尽管我们必然都对人类的糊涂感到惋惜，这种糊涂使人类在多次受骗上当后，仍然拒绝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仍然信任那些从来就不值得信任的人和物。我在一切场合下都不打算详细研究社会法规的影响，因而我不准备说明在这个国家中导致纸币被误用的一些条件。然而我完全同意斯密博士如下的一段话，“私人银行和地方银行以及它们的钞票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的——这是经由对比而作出的和立法机关的纸币的区别，它们具有最大的利益和最小的危险。”根据英国、俄国、奥地利、法国、丹麦和瑞典等国政府的行为，十分清楚，国家的和政府的纸币（在斯托契先生的书中，曾对此类纸币作了公正的和并非反对的解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政府没有发往市场的在途商品，这种商品乃是一切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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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担保；人们不能强制政府进行支付，并且政府不具备个人才具备的那种信用估计，而有关这方面的了解是给予政府以信贷的、唯一的可靠依据。
最近出现了许多反对地方银行家的议论，我承认他们理应受到这些责难；但是，任何人只要是适当考虑了近５０年来商业的巨大发展和对钞票的巨大需求（尽管由于英国的政治情况，致使银行家获取了巨额利润）
，就会为银行家的作用找到无数理由，他们的作用是其他种类的商人所无法完成的，何况那些其他种类的商人也由于他们纸币的流通而造成了同样的灾祸。银行业务——或者至少钞票的发行——可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从事此项工作的诱惑又十分巨大，人们对经营此项工作的正确方法还一无所知。姑且不论人们在反对地方银行家方面有些什么议论，他们毕竟远远没有滥发钞票。例如，议会的文件证实，自从１７９２年以来，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量已经增加了两倍，而地方银行在１８２５年末最近那次大波动以前，其钞票发行量比１８１４年减少了７００万英镑，比１８０７年减少了４００万英镑。
①只有巨大的权力才能造成巨大的灾祸，如果那次大波动和随后的灾祸——它们是如此巨大和范围广泛——在任何程度上确是纸币造成的话，则只有英格兰银行——该行的确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改变了它的六分之一的钞票发行量——才具有造成这些灾祸的巨大权力。不论议会在１８２６年通过的、停止发行面额一英镑和两英镑钞票的几项法案——因为坎宁先生荒谬地假设，地方银行家们僭取
①见《爱丁堡评论》，第８７期，“商业大波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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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君主铸造货币的特权——的真正目的何在，它们的后果却是损害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