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政治经济学》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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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北美发生的情况使我们相信，每个劳动者的产品全部需要用于赡养其自己的家庭。一般来说，教育并赡养子女乃一促使劳动者勤劳工作的充分动机。当子女被养育成人并学会了某种手艺，他们变成了劳动者，扩大了劳动分工，促进了知识的增加，于是轮到他们来增加社会的人口和年产品。
在我们目前的状态下，与年产品的任何其它部分一样，资本家的储蓄也在同等程度上被消费了（而且大体上是被劳动者消费的）
；但是这部分年产品首先进入资本家手中，他自己先用去了很大一部分，而这部分本来是可以留给劳动者并使他们得以赡养更大的家庭，从而能够促进——资本家的增多则不能促进——劳动分工的。
《议会政治评论》杂志的一位作者写道，“促成储蓄的动机与可能成为储蓄本身的任何附加部分毫无关系。”
我认为在父母之爱中存在着促使人们勤劳并节省自己消费的根源，这种节省使人们得以经由与家人分享其劳动的产品而赡养家庭；而当许多家庭都能得到良好教育时，国家的财富和人口也就得到了增加。
实际上把资本称作某种节省下来的东西乃一可耻的欺骗。资本中有许多并非计划用于消费，并且从来也不是为了享受而被制造。当野蛮人需要食物时，他摘取大自然天然提供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一把弓或一投石器使他能杀死相隔一段距离的野兽，他决心制造它，而在制造它的同时，他又必须赡养自己。他什么也未节省，因为工具从来就不是被制造来满足消费的，尽管其本身的性质比鹿肉更为经久。
除了不同的劳动由不同的人来执行——一人制造弓或犁，另一人捕杀动物或耕种以赡养工具和机器的制造者——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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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外，上述例子足以代表在社会每个阶段所发生的情况。
贮藏或贮存商品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而且只能是短时期的并且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这样作，存放过的商品的效用通常都会降低。所谓资本家的贮存其实是被劳动者消费了，不存在实际的商品贮藏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从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中也能找到一种满足我们老年时需要的保障，这种保障比积累的储蓄能提供的任何利息更为可靠。至少劳动者应永远记住，储蓄或资本的利息是由劳动的产品支付的。它只是给予他们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后代的劳动的权力，我相信倘若它不是依靠法律而强行索取的话，它是可以通过子女对父母的孝心而获得的。保障老年时不致匮乏的、自然的和最好的储蓄方法就是赡养、教育和训练我们的子女。当老人们不再能辛勤工作时，他们将从他们子女乐意为报答他们过去养育之恩而作出的回报中，找到一种来自令人愉快之源泉的、有把握的维持生活之物。那些想用靠惩罚强制执行的议会法案和社会法规来取代这种互相的爱心的人，把国家的繁荣寄托于前者而非后者，他们相信立法手腕的程度必然想过了对大自然的明智的信任。
倘若我们看看北美的荒野，那里的家庭繁殖极快；那里种植的或生产的东西中有大部分都是在家庭中消费的；除了在城市以外，那里的年收入中没有用于储蓄和拿出放利的部分；那里的劳动者拥有大量财富，他们使用的许多设备都是自有的；在相对来说较少地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劳动的地方，我想我们均将发现这种景象得到证实。美国在财富、国力和人口等诸方面的增长速度均快于已经大量积累了资本的任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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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因此，社会发展是否有赖于对资本支付的利息，这是一个需要得到个人的情感和私人生活的理解的问题，它需要在我们的爱心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如果一般来说双亲愿意与其子女分享其劳动产品，如果他们具有一种自然的动机要把他们子女养育成人并教会他们一门谋生之道，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存在着一些不断倾向于增加劳动者人数的动机，它们和想要获得支配别人劳动产品的权力的欲望无关，与卑劣的野心——即：所谓要出人头地和仿效那些已经对其同类作威作福者的愚行和罪恶——无关，它们也和职位的高低与财产的多寡无关。当劳动者人数得到增加，也就发生了增长的生产和消费，这就是积累或国民财富的增加这些术语的全部涵义。
结　束　语
我并不认为，通过上述评论我已详尽无遗地论述了这门财富生产的自然科学，我甚至不敢说我已扼要提及了影响生产的无数自然的条件；然而我已将所有那些通常在政治经济学论文中被评介的内容呈现于读者之前。此外，我也谈到了知识的影响，并已尽力探明其不断增长的根源。为了恰当地评介自然原理——它们通过在我们内心激发动机而永远在发生作用——的影响，我们必须仔细地将它们与社会法规区分开，后者也在蓄意激发动机，并且对我们的命运似乎也具有几乎和大自然的规律同样有力的影响，尽管这是一种处于相反方向的影响。在一切社会法规之中，所有权这一特殊的权利——它在每个国家中都存在——也许对生产具有最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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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我没有研究这种权利及其影响。其他作者也是同样胆怯或同样谨慎。
还有几项其它条件（它们中的某些我已提及）
也被人们因同样原因完全从略。因此，我认为这门科学是极不完整的。倘若调节我们福利的一切自然规律均被认识；倘若我们总是能够查清我们的不幸或幸福中有多少是自然规律所造成，有多少是社会法规所造成；倘若任何新问题一旦出现就能获得满意解决，则在一些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之间也就不会再有任何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争论了；而这门科学也将如同初等数学一样而在学校中被讲授；并且也将如同初等数学一样不再激起争论各方的强烈情感。不过那样一来，这门科学又会失去对正在成长的这一代人的魅力，他们必然雄心勃勃地想对知识的宝库有所贡献，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于只是学习已经发现和知道的东西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
我的主要目标是要通过首先向读者揭明这门科学的基础，然后选择一些仅限于到处一样的和几乎是普遍的现象而使读者确信：在与财富生产有关的、文明的该巨大领域中，人类的进步永远取决于并受调节于对人们愿望发生作用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给予人类的动力究竟是受到了立法者各项法规的阻碍抑或促进，则是我们大家都应慎重研究的一个十分广泛的问题，而我并不试图裁决这一问题。无可否认，就财富的生产而言，看来那些法规在一切情况下确实都只是重量不等的包袱（不过有些包袱要比另一些重得多）
，它们阻碍了一切国家的进步。人口的自然原理是否像我设想的那样，乃是知识增长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值得加以更仔细和周密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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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的另一问题。根据普遍性和一致性来看，我们还不得不相信，劳动分工源自一自然原理，它不断扩大劳动分工并永远加以调节；至于我的劳动分工的起源及其扩大的自然原因的解释能否成立，则是应由读者决定之事。立法者通常并不打算对劳动分工施加影响，尽管事实上他们的法令大大阻碍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以其全部浩瀚和关联的现象形成了（而且也被公认形成了）人类博物学的一个巨大分科。
在论述贸易和论述货币的两章，我只是力求探索这些从属现象中的某些；我相信我已使读者确信，贸易与货币两者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地产生的，并且总是——而且在每一个细节上有如在其起源一样——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与调节，虽然两者也都受到人类立法者的支配和调节（这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损害）。
由于人类的愿望是这些自然规律赖以发生作用的媒体，我们从贵金属价值的相对稳定，以及在某些时期内相对于其它商品价值的变化而在全球发生的贵金属价值的巨大变动这些现象——在一切情况下，均可依据这些现象而得出一些普遍原理——中获得一个证据（它证明了根据无数其它现象而得出的一些证据）
，即：尽管人类的愿望和行为就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