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鉴赏辞典》第27章

对此，“规规”二句用亦叙亦议的笔法，表明了作者对二者的态度，而何以醒、醉的原因以及醒和醉的真正涵义，亦自然蕴含其中。“规规”是浅陋、拘泥的样子。《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这句讲的是醒者。此人谨小慎微，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没有思想，没有主见，自以为是清醒的，别人也以为他是清醒的，而在作者看来，这是十足的愚昧。“一何”义同“何其”，是强烈的否定语气，足见作者的鄙薄之甚。“兀傲”是酒后傲放自得之貌，同“规规”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差若颖”意谓较为聪明。“差”是略微之意。这句讲的是醉者。在作者看来，醉者可以超脱世俗，不问时事，所以他是聪明的、可取的。这本身就是对现存的秩序、舆论、政治等等的否定。而这正是醉者的用心，所谓醉者，其实是真正的醒者。正因为醒者愚而醉者颖，只有醉时才是醒时，所以作者传语醉者，希望他不但白日饮酒，夜里还应点上蜡烛，继续酣饮；要他时时刻刻都在醉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时时刻刻都保持清醒。清人邱嘉穗云：“陶公自以人醉我醒，正其热心厌观世事而然耳。要之，醒非真醒而实愚，醉非真醉而实颖。”（《东山草堂陶诗笺》）马墣云：陶渊明“以醉者为得，诚见世事之不足问，不足校论，惟当以昏昏处之耳。”（《陶诗本义》）这些分析都是极为中肯的。
醒者实际就是世俗庸人的代表，醉者则是作者的自我写照。作者写作此诗时，正当晋宋易代的前夜，是我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乱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政治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军阀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攻杀，兵祸连年不绝。作者既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同流合污，早年的壮志已经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作者在《杂诗》中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感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同后来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实质上并没什么不同，作者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醉酒不过是对现实已经绝望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借以排遣苦闷和洁身避祸的一种手段，包含着伤时感事的深刻内容。这使我们想起了当魏晋之际，钟会屡以时事问阮籍，欲因其可否而加之罪，阮籍均以酣醉得免的故事。（见《晋书·阮籍列传》）《饮酒》第二十首末尾的“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用意正复相同。这里固然有逃避现实的消极的一面，但保持自己高洁的节操，不同丑恶的统治阶级合作，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这是一首构思别致的感怀诗。笔调旷放，感情却极沉痛，冷峻之中包裹着一颗火热的心。清人施补华说：“陶公（指陶渊明）诗，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字字淡雅，字字沉痛，盖系心君国，不异《离骚》，特变其面目耳。”（《岘傭说诗》）陶渊明无意于做某一姓的忠臣，“君国”云云，是不确的；但看到陶诗同《离骚》有相通之处，同样是处处渗透着沉痛的感情，确实是极有见地的。屈原借香草美人以抒忠愤，陶渊明借饮酒以寄悲慨，都是为理想不能实现而悲哀。陶渊明在《自祭文》中直言“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足见“长独醉”的陶渊明同行吟泽畔的屈子一样，也是一个伤心人。而这首诗，则是这种“伤心”在另一手法上的体现。
作者：王思宇
饮酒二十首（其十四）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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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以来，玄风大炽，一般文士都喜欢在诗文中说理。然而，他们的作品大多“平典似道德论”，颇遭后人訾议。唯有陶渊明却因其诗理趣盎然，情味深隽，大得后人推崇。同样是以诗说理，何以后世褒贬如此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与东晋士大夫们所追求的“理”各自不同，表达“理”的方式也各异。东晋士族文人言空蹈虚，侈谈玄理，以此为精神寄托，撷取老庄陈言为篇，理赘于辞，自然不免“淡乎寡味”之讥。而陶渊明在经历了几仕几隐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毅然归隐田园，他在躬耕实践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在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尽管他也接受了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然而他所理解的“自然之理”是与俭朴而充实的田园生活紧密联系的，他所追求的“自然之理”，包蕴在淳朴笃实的田园生活中。情，旷而不虚；理，高而不玄——这正是上面所录《饮酒》诗第十四首的一个显著特点。
先说诗中的情。陶渊明在宁静的乡居生活中，或与邻人“披草共来往”、“但道桑麻长”；或“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或“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这一回，他邀请友人松下坐饮，而“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开门见山点出“饮酒”的情由。这个“赏”字用得精当。诗人招饮，其情自然不俗；故人“赏”此趣，其情亦雅。这个“赏”字精炼地写出了宾主相得之情。而各自“挈壶”赴会，既见出乡间独有的古朴风情，又使人意会到来者都是一些淳厚质朴的人。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故人“挈壶相与至”，正是深知陶渊明的境况和性情啊！这两句虽不言情，而情意自出。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这四句写松下饮酒的情景。没有几案可凭，那有什么关系？铺荆于地，宾主围坐，格外亲切。没有丝竹相伴，这也无甚要紧。听那风吹松叶，不是更有清趣？围坐的是“故人”，面对的是清景，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陶醉！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所以“数斟已复醉”。既醉之后，更是随意言笑，举觞相酬，欢然自得。如同诗人笔下所写的“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一样，在这幅松下坐饮的画面中也洋溢着一股浓郁的情意。此情与世俗的利害无涉，故言其“旷”；此情又来自诗人淳朴的生活感受，故言其“不虚”。
再说诗中的理。陶渊明把宁静的乡村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把“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当作自然之理来信奉，在“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生活中领略着任真自然的乐趣。在他的心目中，乡间幽静的景物、淳厚的民情和古朴的乡俗，无一不含蕴着与虚伪奸诈相对立的哲理。就像他曾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景致中体会到“此中有真意”一样，他也在松下坐饮、言笑自适的情景中悟出自然之理。这六句诗虽不明言理，但理趣融于“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父老杂乱言”等意象之中，且流于笔墨之外。
在诗的后半部中，诗人以警隽之言将他的感受进一步哲理化：“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觉”二字承接“数斟已复醉”而来。在醉意朦胧之中，自我意识消失了，外物更不萦于胸中，诗人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这里虽然表达的是一种玄理，然而它与“饮酒”、“复醉”的主观感受相结合，所以并不显得突兀或生硬，反而使人在咀嚼哲理的同时，仿佛看到醉态可掬的诗人形象。“悠悠”者，指一般趋名逐利之徒。这两句诗，一句指他人，一句言自身，笔法简练灵活。诗人说：那些人迷恋于虚荣名利，而我则知“酒中有深味”！这个结尾可谓意味深长。魏晋以来，名士崇尚自然，而且大多嗜酒如命。在他们看来，“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所谓“胜地”、“形神相亲”，便是他们所追求的与自然之道相冥合的境界。饮酒，则是达到这一境界的一种手段。酒之“深味”，便在于此。因此，陶渊明在这里实际上是说自己在诗酒相伴的生活中、在与“故人”共醉的乐事中悟得了自然之理，而此中的“深味”是奔趋于名利之场的人难以体会的。
从松下坐饮这一悠然自适的情景中引出物我两忘的境界，进而点出最高的玄理——酒中之“深味”，通篇理趣盎然，警策动人，余味隽永。此理超然物外，故言其“高”；此理又包蕴着真实的体验，质朴明快，故言其“不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