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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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过剩生产力的工作走得比较快。纺织工业在1998～1999年销毁了900万台老纺织机。仅上海一地就在其185家纺织企业中，破产了34家，几乎达到1/5。报废这些老纺织机的事情在上海电视节目中给予了报道，而且讲，这是出于把有潜力赢利的纺织企业从价格重压下解放出来的目的进行的。全国因此而使120万员纺织工人下岗。到2000年，政府关闭了3。4万家小型煤矿，并裁减了30万吨煤的开采能力。与此同时，也着手解决了小型钢铁厂的大部分，因为它们的生产是以高耗能和严重污染为代价的。因此，1990年时的2500家钢铁厂，到了2000年就只留下294家。
——库存生产被停止。按照官方统计，2000年轻工企业（包括所有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内）销售其生产产品的97％；重工业领域的企业销售额占其生产量的98％。在上海，A级办公楼的出租率由1998年的65％上升到在2000年时的94％。
——人民解放军按照江泽民的命令交出了它们的经营性企业。到2000年止，军队把3500家企业连同23万员工交给了国家，其中有大型贸易公司，中国最大、利润丰厚的三九医药集团，高级宾馆，夜总会以及其他等等。大约4000家企业被关闭。几乎没有哪一位观察家能够想像到，军队能够这样不折不扣的执行江泽民的命令，甚至有几位还琢磨着，军队与政府之间会出现某种关系危机。然而，今天军队的领导们，确实是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为目标，大量的商务性活动不仅会干扰这个目标，而且会造就贪污腐化的漏洞，并影响军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现在回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留存下来的、在国家控制下的企业究竟如何创造效益和赢利？政府自豪地说，在1998到2000年之间，国有企业纯赢利由450亿增长到2300亿人民币（约合280亿美金）。可是，这些对于巨额的投资来说，仍然属于微小的红利。在1999到2000年间，这些国有企业仅仅通过把银行贷款转化为股票资本就被政府免除了1。4万亿人民币的债务，即便按7％的利息算，这一笔钱的年息就相当可观。另外，还有许多的财政补助进入其中的许多企业。此外，它们中的一些还有意美化自己的财务报表。绝大部分的独立观察家认为，这些国有企业的成绩还得以亏损继续，即便其中的有些企业如海尔或者宝钢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3。银行改革
按照朱镕基的改革计划，与国有企业改革并行的是，把国家银行变成现代化的、能够带来赢利的金融机构。
这首先意味着，至少先把银行从救急贷款所造成的压力下解放出去，以便使它具有灵活机动性。基于这一目的，给四大国家银行建立了四个财产管理公司，它们截止到2000年底，把银行发放的14万亿救急贷款以有价证券的方式接了过来，其数目按照1997年底的情况估算，相当于所有无法收回的贷款的一半多。银行商定，这些由国家担保的债务以2。25％的利息计算。
这些财产管理公司把这些收回来的贷款兑换成欠债企业的股票，作为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它们对这些企业进行改制、整理。为了介绍它们的做法，不妨举例如下：由中国建设银行建立的财产管理公司，也就是信达接收了有4。2万员工的河南省郑州矿务局向银行借的9。7亿救急贷款。信达计划把这些债务的51％出让给一家新建立的公司，而这家公司是由郑州矿务局那健康部分所构成的一家企业。郑州矿务局的其余企业部分（以对新公司股票49％的持有者身份）有权利，在8年内买回那些由信达所收购的债务。它究竟是否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不必探讨了。剩余的企业部分是所有不能赢利的企业部分的汇合，还包括有3万员职工。信达要从自己的股份中拿出一部分投到股票市场上去，而郑州矿务局却为了能给员工开工资，不得不一点一点的出售自己手中的49％股份，更不用谈买回信达的股份了。可能性的结果是：郑州矿务局自身逐渐萎缩，大部分将垮下去；那新建的股份公司将转到私人投资者手中，并将从国家所有制的名单上被消除；信达将在这个转型改制中也许能有所赢利。89 再看政策的执行情况，结果究竟如何？
今天的国家银行无疑远比改革开始时要现代化了许多。即便是内部工作人员还有些超员，但是它们已经变得轻快多了。管理人员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明确的以赢利为目标。可是，却依照的是政治性需要，把贷款的绝大部分分拨给国有企业。尤其是：它们的财政状况一如既往。 1997年，中央银行行长戴项龙讲，此类救急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5％，但是独立的分析家估价达到50％。在2001年时，戴项龙讲，此类贷款达到28％，但是分析估计应该在50％左右。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解除15万亿元人民币救急贷款债务的做法，并没有使四大国家银行轻松多久。它们从技术上几乎已经彻底破产了，尽管有大量的存款流入银行，而这些存款的动力是基于国家对其资金的信誉、担保。
资产管理公司从其本身来讲，所能做的也就是把所收购的债务贷款做价。他们作为大股东或者持多数股者，所有试图对这些企业进行改制、拍卖或者清理，以便尽可能从中获得对自己投入资本的拯救的尝试，常常都被政府或者地方干部所封杀。
尽管5年过去了，但是银行改革距离其原来的目标还比较遥远。形成健康的银行，使它从财政上支持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并把存款引向那能够创造价值之处，这一切还需要时间。
■反贪污腐败宣传
与改革相联系，一场真正的强硬的反贪污腐败第一次开始了。严打也用之于党、政高级干部。2000年人大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由于接收1400万元人民币贿赂款而被判处死刑。福建厦门的大走私案给14人宣判了死刑。至此，反贪污腐败取得了成功，这至少使贪污腐败者收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是打击走私活动的效果，豪华型小轿车，如奔驰、宝马由此很难走私再进入中国了。那些由于走私的不正当竞争而遭遇价格危险的许多国内生产企业，在市场投放以及价格方面获得了改观。
■加入世贸组织
在2001年7月中旬的日内瓦，又经过大约半年的反复争论，世贸组织决定接收中国为成员国。11月份，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在卡塔尔召开，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被世贸组织接收为成员国。2002年3月份，北京的人代会正式批准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由此正式生效。这是江泽民时代富有意义的重大成就之一。
早在1986年，中国政府就提出恢复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但是它并没有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1995年11月份，它采取了新的一轮尝试，这次是直接向新建立的世贸组织提出加入的申请。可是，对于加入世贸组织而在进口和外国投资方面应有的自由性措施方面，却遇到了国内职能部委以及国有企业从政治上的反对。因此，有关这方面的商谈持续数年却没有进展。
面对此种情况，在1999年4月份的美国访问期间，朱镕基作了一个漂亮的突破性尝试。他向美国总统递交了一份作了大量妥协的总体计划，他以为，美国总统不会再拒绝了。可是克林顿此刻正在为莱温斯基丑闻所困扰，根本没有考虑是否要接受这个报价，也没想它是否在讨论中会被拒绝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国内由于贸易补贴创记录而潜在的贸易保护呼声一下子高涨起来。对于朱尤其糟糕的是，美国行政署公然把中国建议的要点交给了新闻媒体。
1999年9月，顶着美国经济界人士的激烈批评，克林顿总统着手这个问题，他给江泽民挂电话，希望他重新恢复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11月初，在克林顿第二次去电话之后，中国邀请美国世贸组织谈判代表团前往北京的正式邀请信到了。可是，代表团在北京的谈判再次面临失败，美国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已经把她的行李箱发往飞机场。在她最后要起身离开宾馆时，她给朱镕基挂了一个电话。朱马上赶到经贸部，并且在与巴尔舍夫斯基进行了简短的商谈之后，双方就诸多争议性问题达成了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从总体上讲，这个新达成的方案对美国方面远不如4月份时中国所提出的华盛顿建议案优惠。随后，江泽民出席了中美这份协议的签字仪式以及随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