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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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人们把它用作急救呼号。　我觉得这种用法实在令人遗憾。　有些人的宗教经验绝对可信，但他们用“上帝”这个词时却是表明自己的决断，Ａ。　安杰勒斯①说：“我必须通过上帝去荒漠。”这种情形可绝非偶然。　禅宗也这样暗示：“遇佛杀佛。”我觉得，谈论上帝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最理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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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神学也无法补偿这种矛盾的痛苦。　对“上帝”一词的失信当然与历史经验有关，与以基督教上帝的名义采用的那些严酷方式有关……
问：尽管对“上帝”一词有各种保留，是否有上帝经验？
答：我得把这个问题翻译成：您恍悟过吗？没有。　我在写作中——当然也在生活中——体会过这样的时刻，虽然不是找不到词，但满腹之言就是穷于表达，不得不沉默：这就是差异。　但正因为如此，语言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准确。问：在关于文学中的上帝问题研讨会上，您多次提到禅宗。　您在东京呆过，您与禅宗的相遇意味着什么？
从那以来，持续性的变化是什么？
答：开始走向敞开，在这条路上我已走了几步。　对这一开端的印象很深，没有丝毫的异国色彩。　禅宗影响了我的读物，我的生活，我的旅游计划，我的处世，其程度远超过我能承认的。　没有一种“宗教性”
（我们姑且用这个词）像佛教那样清楚地指出，肉体与精神、肉体与灵魂、善与恶、黑与白之间抉择的不恰当。　只有佛教提供了可能性，突破这些扫描区。　只有佛教才更少有传教和排斥的需求。　佛教纯然是一种生活艺术、生命智慧，对日常的爱，对小事和细节的爱。Ｊ。维勒姆（Ｊａｎ
Ｗｉｌｅｍ）在他那本既有趣、又失敬，但非常真诚的书《空镜》中写过一位叫韦特林的年轻人，他在日本一家禅院呆过几个月。在一番艰苦的肉体与精神修行后，他要成为佛教徒。“为什么不呢？”方丈喜形于色。　定了受戒日。韦特林自豪地给寺的一位僧人讲他的打算：“我要成为这里的一员！”那位僧人问他：“云彩是天空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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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于生与死１０２
问：禅宗与苦修密不可分。　您经受过？
答：我刚开始，悉识——或者扩大——或者忘却自己的身界。　当然，坐禅、习定、公案训练纯属多余。　不过，只有修过这一切的人才能说这些阶段多余。　有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譬如佛教学家。问：是否可以说，宗教要得对什么承担义务呢？
答：对生活艺术承担义务。生活艺术是非常艰苦的劳动，学习这种艺术需要游戏心态，游戏人生要花一辈子去学。　我们碰巧有歌德。我们从他身上——在科学、艺术和传记中——发现了智趣、反讽的形态道德的典范。　显得一本正经的席勒也说：“游戏之人才是完人。”对我来说，文学是一条有最多的机会感受游戏之乐的路……对我如此，也许对别的一些人也如此。问：您在佛教中得到的能不能在基督教中得到？
答：有一次我陷入可怕的危机，就颇为浪漫地去找一座方济各会托钵僧的寺院，在那里有过一番使人开心的经历：我很快竟成了这些修士的忏悔神父。　我觉得，这种寺院生活实在到了空乏的地步，乏情，乏味。　我很难相信基督教具有必不可少的生活艺术。　看来，教会的大众教育家们和保守派们似乎不理解他们所需要的游戏，也许他们得更真诚地对待自己的需要吧。　火焰到哪儿去了，像弗兰西斯（阿西西）那种上帝的愚人的力量到哪儿去了？
问：这就是说，市民化了的基督教失去了精神力量，是吗？
答：但不要把“属灵的”同“躯体的贫乏”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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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属灵力量往往受到愚行、偏颇、丑闻的束缚。教会必须以是否有这种丑闻来衡量属灵的生命力。　我们基督教的毛病是讨好社会，忙于灵修，缺乏好奇和冒险，这一批评也针对“左派”的彬彬有礼。　我欣赏教会的社会参与，它给社会上相互敌视的集团提供了能彼此相遇的唯一场所。　虽然如此，在我看来教会的社会待奉还是太少。　我希望自己要比一个以上帝的名义施行善事的代理机构做得更多。　我希望有更多的身体性，长期以来，这种身体性只留给魔鬼。　我尽力以基督教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愿望。　在日本，灵性上的东西也许更具体、更灿烂一些。从笑容就可以立即辨认出禅师来。这是整个身体的一种运动。问：基督教从创始人拿撒勒的耶稣开始，不就要实现您现在作为愿望表达出来的身体性的可能性吗？
答：我怀疑这种把拿撒勒的耶稣变成东方古鲁的诱惑。当然，教会及其历史都是基督教的一部分。　对此，您作为天主教徒和我作为新教徒都同样很难忽视。　基督教的建制化仍然是一个内在性的矛盾，直到公开反叛，受耶稣的登山宝训激励。　即使教会不迫害自己的宗教天才，而只是宣道，也救不了教会的灵魂。　看一看今天教会的代言人吧！对于波兰，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形象。　可是，官方教会却以为“穷人的教会”的说法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是令人沮丧的事。　我只看到探照灯的光——火焰在哪儿？
问：把佛陀和基督这两个伟大的形象作一番比较，那么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区别又是什么？
答：在佛教中，不称颂那个唯一者……要么，人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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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于生与死３０２
“上帝之子”
，要么，谁都不是。　在佛教是：灭佛祖！而在基督教却是：追随基督……基督教要求整个文明对基督的义务，但基督掩盖了义务的亏空，他不得不充当人的负罪状态的不可动摇性的成义证明。　佛教不允许这样一种态度。　基督教徒违背自己的主就是负罪，佛教徒违背自己的自我才是负罪。我觉得这是一种更成熟的、更少童稚气的“信仰”形式。我们只能从宗教创始人的追随者的可信性中来认识宗教创始人。莱辛以为应当从宗教的成果来辨认宗教，这话有理。基督教的成果是苦涩的，对基督教徒自己也如此。“他们也许必须显得像拯救者，我才能相信他们的拯救者。”
（尼采）基督要门徒爱己如爱他们的邻人。　可是这显得比爱他的敌人还要难。问：您那次研讨会上说：“依我看，基督是反教会、反制度化的人性存在，他对于艺术创作和社会交往绝对不可或缺。”令人惊异的是，您的重点放在艺术创作上。　您能不能对此作一些说明？
答：那话说得欠妥。　我说的是从存在的中心、此一在的重点去生活和创作。　依我看，艺术创作应是信赖的表达，一种虔信的基本信赖的表达。一个无所住心的禅师写或画时，就是从整体来创作。　他的运腕自如，带动手臂，躯体配合。　您可以从书法中看得清楚。我们的书写方式相形之下成了痉挛。只有手指在抖动。　我希望自己在艺术上更沉静。　我希望自己达到轻松自如。“创造”的需要本来就隐藏着一种安稳需要。我想学会陶然于自己的生与死。　如果我们要把这称作是佛教的为什么不，但又为什么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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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宗教的、甚至基督教的主题在您的文学作品中怎样发挥作用？我觉得您对宗教传统的主题做了得体的，有意识的加工。　您是否意识到您的许多文学主题有宗教传统？对您来说，这是否与继承遗产有关？
答：我觉得，我的写作仿佛是在尝试从自己童年时代模糊地解放出来。　童年给我提供了素材，我当然也留恋它。　我们文明的基督教痕印为形象化的苦难操过心。许多不自由的灵魂，许多在我的故事中出现的关系欠缺，根本用不着谈论上帝与人世，以免泄露他们来自基督教家庭。我想写一篇散文，从这种形式表明我迄今为止的作品主题所涉及的问题，它们虽然没有得到解决——生活中所有的主要事情都不“可解决”
，但至少被冷静观察过。　我要自己有能力让事情自行展现。　和解吗？没有。　但是，矛盾越大，就越需要任之。我迄今为止的作品有一种不安，这与我把自己的矛盾投射到自己的人物形象身上有关系。问：我想以您最近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