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86章

，而必有善恶种子与之杂糅“
①，由此，“种种善恶，渐现渐行”
②，“种子不能有善而无恶，故现行亦不能有善而无恶。　生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
③。　这就是由熏习性导致的善恶并进。　所谓我慢心，是指由末那识执阿赖耶识以为自我而念念生出的好真、好善、好美、好胜四心。　其中，好善是全善，好美无善无恶，好真半善半恶，好胜由执我而起，纯是恶性，是我慢心之最。“其所好者，不能有善而无恶，故其所行者，亦不能有善而无恶。生
④《国故论衡。　辨性下》，见该书石印本卷下。①②③　《章太炎全集》第４卷，第３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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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
④而智愚之所以并进，是因为阿赖耶识在意识的熏染下既生我见也生我痴的结果，“以无不自识如来藏，执阿罗耶以为我，执此谓之见，不识彼，谓之痴。　二者一根，若修广同体而异其相。　意识用之，由见即为智，由痴即为愚。　……痴与见不相离，故愚与智亦不相离”
⑤。既然所谓进化只是人之意识、末那识习染阿赖耶识的结果，那么，“所谓进者，本由根识迷妄所成，而非实有此进”
⑥，相反，进化乃人之一大迷惑，必须抛弃。　只要破除了进化论，泯灭了熏习性和我慢心，人类就能够进入众生平等的“五无”之境界。　章太炎就这样走进了他后期构筑的理论体系。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既是他否弃其早期进化论思想的依据，也是他建立其后期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　因此，说“俱分进化论”是他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的分水岭，是他由前期思想过渡到后期思想的转折点和标志，是不为过分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俱分进化论”
，他就不会痛斥进化论为虚妄、“戏论”和“进化教”
；没有“俱分进化论”
，他就不可能进而排“四惑”
、张“五无”
、求“平等”。
从理论上说，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是错误的。　他没有看到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没有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力；他将人类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佛教唯
④《章太炎全集》第４卷，第３９０页。⑤《国故论衡。　辨性下》，见该书石印本卷下。⑥《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第４卷，第４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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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学的“熏习性”
、“我慢心”等等意识的力量，是一种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发展观；他虽然天才地洞见了“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不可避免性，但是，他不能够客观地对待这种“恶”
，企图通过否弃文明而不是发展文明的手段来消解它，这就使他堕入了倒退的、落后的历史观之中；他虽然痛恨不平等的现实而主张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体现出高尚的人道主义胸襟，但是，由于他不懂得不平等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才能实现平等，他只能抽象地谈论平等，并最终走向主张“无政府”
、“无聚落”
、“无人类”
、“无众生”
、“无地球”的虚无主义。　同时，在论证方法上，他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较而论证其善恶、苦乐、智愚齐头并进的“俱分进化”思想，犯了逻辑上“异类不比”的错误，从这错误的前提得出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他借用古希腊爱利亚学派“飞矢不动”的诡辩论来说明人类社会只要有进化就有退化的观点，也是牵强附会的。在现实生活中，他的“俱分进化论”出笼之时，正是举国利用“进化论”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之际，因此，他的理论发散出的虚无主义浓雾不可避免地在革命者心里投下浓重的阴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　同时，他的“俱分进化论”
虽然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罪恶，也揭穿了帝国主义者满口仁义道德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嘴脸，但将它们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的本性的做法，却又无意中掩盖了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本质。综而论之，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虽然具有很多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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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火花，但整个说来，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当时的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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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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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的由来与思想特征
现代新儒学是近几年才在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流行的概念。　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学，实质是海峡彼岸一批掌握了现代思想和方法的学者，在对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不成功的历史经验的反省，以及对日本、新加坡等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所作的研究中，形成的一种当代文化思潮”。
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学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一种改造传统儒学的新思潮。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体’，吸收西洋文化，以之为‘用具’，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行加工、制作、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既能保持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又能适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形势的新型文化”。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这几个定义各有其道理，但后者较为全面、准确、简炼。现代新儒学是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学和宋明新儒学而言的。　一般认为，先秦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原始儒学。　经过宋明时期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哲理化，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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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这一时期的儒学被称为新儒学，其哲学家被称为新儒家。海外学者已习惯用这种指称。“五四”前后，一批知识分子，面对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系统的崩解、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擂，欲图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弘扬儒学，以适应时代潮流，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时人所称的现代新儒学。　代表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学者，被人们称为现代新儒家，以区别于宋明新儒学和新儒家。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状况日益恶化。　西方列强将种种屈辱强加于中华民族，中国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屡遭挫折；思想文化方面，西学东渐，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未来命运，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找到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正确道路，成为一代知识分子苦苦思虑的重大现实问题。　这个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应运而生：国粹主义派、中体西用派、全盘西化派，不一而足。　其中，以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系统，自本世纪２０年代起，力图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融合中西，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　这些知识分子便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思潮，便是现代新儒学思潮。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先驱。早在１９２２年，他就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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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他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在于“人生路向”上的根本不同。　他以“意欲”向前、向后、持中为标准，将西方、印度、中国三大文化系统归结为三条不同的路向，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尝到“人生的真味”
，因而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五四”反儒学、反传统的高潮时期，他就公开高举儒家旗帜，提倡孔学，鼓吹走“孔家的路”
，除了“替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熊十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年崇信佛学，推重法相唯识之学，后由佛归儒，以《易传》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　他认为“五四”以后，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