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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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论述来看,君主政治未必良好,共和政治也未必妥善,不管政治的名义如何,只能是人与人关系上的一个方面,所以不能光看一个方面的体制如何,就判断文明的实质。如果体制不合适也可加以改变,如果不影响大局,也可以不改。人类的目的唯有一个,就是要达到文明。为了达到文明的目的,不能不采取种种措施,因而边试边改,经过千万次试验,才能得到一些进步。所以人的思想不可偏执,必须气量宽宏。世上一切事物,若不经过试验,就没有进步,即使经过试验而顺利进步,也还不能达到进步的顶峰。所以从有史以来直到今天,可以说世界还处于不断试验中。目前各国的政治,依然正处在试验过程,所以不能遽然断定其好坏,这是不消说的。只能把对于文明有较多好处的叫作好政府,较少的甚至有害的叫作坏政府。所以评论政治的好坏,应从衡量它的国民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来决定。世界上既然没有达到文明顶峰的国家,也就没有尽善尽美的政治。如果文明真的达到了顶峰,那时不论什么样的政府,都等于无用的废物,还有什么体制值得选择的呢?还有什么名义可争论的呢?只因为现今的世界文明,还正在前进的道路上,所以政治也显然处在前进的途中,各国之间前后相差不过几步而已。以英国和墨西哥相比较,英国的文明走在前面,政治也走在前面。美国的风俗虽然不好,但若与中国的文明相比,却略胜一筹,因此美国的政治也就比中国好。所以,君主政治和共和政治,如果说是好,也可以说都好,如果说不好,也可以说都不好,而且政治并不是文明的唯一来源,它是随着文明而进退的。前面已经讲过,它是和文学、商业等共同构成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文明可以比作鹿,政治如同射手,当然射手不只一人,射法也因人而异,不过他们的目标都是在于射鹿和得鹿。只要能获得鹿,不管立射和坐射,甚至徒手捕获亦无不可。如果专拘泥于一家一派的射法,射箭不能中的,而失去当获之鹿,那就是拙笨的猎户了。
第四章 论一国人民的智德
前章曾说过,文明就是人类智德进步的状态。那末,假若这里有一个智德兼备的人,可否把他叫作文明人呢?是的,可以叫作文明人。但是,他所居住的国家,可否叫作文明国家,这就不一定了。文明不能从个人来论定,应当从全国情况来考察。现在虽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称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但若只就两三个人物来评论,西洋也有守旧愚顽的人,亚洲也有智德兼备的英俊之士。然而,说西洋是文明的,亚洲是半开化的,就是因为在西洋,蠢人未能施展其愚顽,亚洲的英俊之士不得发挥其智德。其所以不能施展与发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并非由于个人的智愚所致,而是由于受到全国风气束缚的缘故。所以,要想知道一国的文明,就必须首先考察支配这个国家的风气。同时,这个风气,是全国人民智德的反映。这个反映,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进退增减,变动不居,恰如全国机能的动力一般。所以一旦找到这个风气之所在,则全国事物无不瞭然;而考察和分析其利害得失,则比探囊取物还要容易。
这样,这个风气,不是一个人的风气,而是举国上下的风气,所以若就一件事情来考察,就不可能见闻到,即或有所见闻,也总会参差不齐,仍然不能据以判断事情的真相。譬如,测量一个国家的山泽,必须测量分布在这个国内的山泽面积,求出总和,然后才可以称之为山国,或称之为泽国,不能因为有极少数的大山大泽,就把它叫作山国或泽国。所以,如果要了解全国人民的风气,进而探讨其智德的情况时,必须从其全体活动所表现于社会上的全般情况进行研究。这种智德,或者也可以不称为人的智德,而叫做国家的智德。所以称为国家的智德,是由于指全国人民的智德的总量而言。既知其总量的多寡,也就不难了解它进退增减的情况和明确它的发展方向了。智德的发展,恰如大风,又似河流。大风从北向南吹,河水从西向东流,如果从高处眺望,它的缓急和方向,可以一目了然。但若退入室内,就好象无风;只看堤边好象水不流动,假如遇到障碍物,水流也可能完全改变方向,变成逆流。但是这种逆流是因为有障碍物而造成的,那么,只看局部的逆流,就很难判断河流的方向了。所以,观察事物,必须高瞻远瞩。例如,经济论里说:“致富的基础,在于诚实、努力、节约三个条件”。现在如果以西洋商人与日本商人就经营的情况来加以比较,则日本商人不见得不诚实,也不见得懒惰,而节俭朴素之风,更不是西洋商人所能及的。但从一个国家在商业上的贫富状况来看,日本就远不如西洋各国了。又如,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象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今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作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人的思想动态,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朝夕不一,昼夜不同。今日的君子可以变为明日的小人,今年的敌人,也可以变为明年的朋友。变化愈出愈奇,如幻如魔,既不可思议,也无法揣摩。所谓他人之心不可忖度,确是一句真话。即使父子夫妇之间,也不能互相推测对方的心理变化。不但父子夫妇,甚至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变化。所谓“今吾非故吾”,就是说明这种情况。这种情形恰如晴雨的不可预测一样。例如在日本古时,有一个叫木下藤吉的,曾偷窃主人六两黄金潜逃,他用这六两黄金作为投靠武门的资本,因而作到了织田信长的部属,后来他渐渐显贵起来,因为仰慕丹羽柴田的名望,遂改名为羽柴秀吉,做了织田信长属下的队长。后来又遇到无数次的事变,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他随机应变,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并以丰臣太阁的名义,掌握了全国政权。直到现在,人们提起来,没有不称赞他的丰功伟绩的。但是,当藤吉窃取六两黄金潜逃时,他怎能有统一日本全国的志向呢?况且在他侍奉织田以后,也不过是仰慕丹羽柴田的声望,而改了姓名。当时,其志向的渺小可想而知。所以,以他窃取主人的黄金的窃盗身分来说,未被逮捕已经是万幸了。而他以后又当上了织田信长的队长,这从木下藤吉说来,也是喜出望外的事。后来经过几年的成败浮沉,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这从他改名后的羽柴秀吉说来,仍然是意外的幸运。现在他身为太阁,如果回顾往年窃取六两黄金和在他的平生事业中没有一件不是偶然成功的,一定会产生一种如幻如梦的心情。后来学者在评论丰太阁的时候,总是引用他作了丰太阁以后的言行,来论证他一生的为人,所以造成很大的误解。藤吉也罢,羽柴也罢,丰太阁也罢,都不过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阶段。他身为藤吉时有藤吉的思想,身为羽柴时有羽柴的思想,及至身为太阁,自然又有太阁的思想。他的思想动态,可分为始、中、末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不相同。如果详细分析,他一生的思想动态可以分成一千个甚至一万个阶段,同样也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学者不晓得这个道理,每当评论人物时,总是千篇一律地说,某人幼有大志,某人三岁时出此奇言,某人五岁时有此奇行。有的甚至记述其生前吉兆,或谈论梦兆,来作为某人言行录的一部分。这真可以说是糊涂之至。(在所谓的正史里有这样的记载:丰太阁的母亲梦见太阳入怀而怀孕;后醍醐帝因梦见楠木而得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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