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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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少有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与回报，均远多于常人，考曾国藩于人生五伦，几乎没有任何缺憾。在这一点上，曾胜于左何止一筹。
二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却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曾、左失和，是当时天下人都关注的一桩大事。爱护自己名声如同眼珠一样的左宗棠当然十分重视别人因此对他的评价。然而天下左曾而右左者居多，一是因为曾国藩的为人居心久为人所知，二则曾国藩毕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传统社会，忘恩负义是一个怎么讲也难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对此当然郁闷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为自己辩解。所以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
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同治五年郭嵩焘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
郭嵩焘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庵言：在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
“大骂”、“狂诟”这些词汇给人的印象，是左宗棠一提到曾国藩就“国骂”、“三字经”不离口。其实斯文中人左宗棠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把自己降到一个村妇的水平。薛、郭二人所要描述的，不过是左宗棠批评曾国藩时的痛快淋漓而已。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左宗棠势必要列举曾国藩一生用兵用人为人处事之错误之庸劣之不可理喻。正如谭伯牛君在《战天京》一书中的精辟分析：左宗棠说话素来夸张激烈，如此凌厉的指责施诸于大家以圣人视之的曾国藩，固不免骇人听闻，以为“大骂”、“狂诟”。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而是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沈等人交恶：“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
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
曾国藩收到郭嵩焘的信后，并不生气，盖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复郭氏信中委婉地说，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一样是“不胜”，却省心省力。老来精力日颓，正事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我只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
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你可以说他达观，可以说他淡然，也可以说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
三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继续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征西他却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豪情万丈，决心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他在信中甚至这样说：“仰给各省协款，如婴儿性命寄于乳媪，乳之则生，断哺则绝也。”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
晚清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即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史载：“文正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最悍将最健者遗忠壮公松山东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乃新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
四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著于“争功”。打一个不客气的比方，左宗棠就是庄子故事中的那只猫头鹰，而战功则是那只死鼠。直到晚年，这种心态丝毫没变。然而晚年曾国藩的心事，却早已达到看破功名，跻身圣域的境界。在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只有“责任”二字，至于浮名，他确实是可以置之笑谈之外的。处理天津教案，他就分明是以自己的名声为代价，换得了国家的平安。曾氏死后，他的老朋友欧阳兆熊写了一副挽联，其下联曰：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做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这副下联稍有拔高，但据事实不远，应该说是读懂了曾氏心胸。
虽然一直不断挨着左宗棠的骂，对左氏之才，曾国藩却一直是赞不绝口。在听说左宗棠将要西征之时，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曾国藩问吕庭芷：“你对左宗棠怎么看？请平心论之。”
吕庭芷虽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国藩的为人，因此坦率回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
陈其无在《庸闲斋笔记》记载，曾国藩闻听此言，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大声说道：“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