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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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报纸的刑事案件版块讲述的都是在熟悉的地方发生的熟悉的犯罪故事。如同在“黑手党和平时期”的其他月份一样,2006年1月,“我们的事业”继续实施其“潜伏”策略。不过,就像在其他月份一样,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小型暴力和恐吓案件反映出一股神秘的犯罪力量,它的作案手法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一个半世纪里都没有改变。新年那一天,在巴勒莫的莫拉拉镇,也就是以前的康卡德尔镇(黑手党就诞生在这里的柑橘林里),一位神父兼社会活动家发现他的车胎被割破,旁边还放有几个子弹壳。1月28日,一个擅自索取保护费的男子在卡卡莫被枪杀,身上有多处枪伤。卡卡莫曾经是1890年诺塔巴托洛的主要嫌疑人拉法莱·帕里佐罗的选区。同日,在科莱奥内(在这个地方,伯纳迪诺·韦罗曾在一战前与黑手党展开过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一位工会会员的车在另一次警告性袭击中被烧毁。
这些事件都无法像普罗文扎诺的被捕一样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但是它们放在一起却构成了一则最令人不安的新闻报道:“我们的事业”依然强硬地控制着它的地盘。西西里岛的影子政府确保这块土地无法摆脱它的过去。
司法系统在最近三年里也一直关注着过去。不安的魂灵们不断地被召唤进审判室。魂灵“上帝的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于1982年夏天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黑衣修道士桥上。他的案件于2003年在英国和意大利被重新审理,黑手党老板皮波·卡罗被认为是主要嫌疑人之一。还有两位勇敢记者的魂灵:一位是1970年消失的毛罗·德·毛罗,另一位是1977年在巴勒莫被谋杀的马里奥·弗朗西斯。“矮子”托托·雷依纳现在被指控下令杀死了德·毛罗,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被指控下令杀死了弗朗西斯。还有“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的魂灵。法官们仍然在努力追查钱奇米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勒莫建筑热潮时期开始积累的财富。最后还有乔瓦尼·法内科尔和保罗·博尔塞利诺的魂灵。司法机关正在调查“我们的事业”在谋杀这两位英勇的法官之前是否与商界和政界的高级神秘人物有过协商——一些黑手党反叛者一直坚持这样认为,但是调查结果却一直悬而未决。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热衷于唤起过去的幽灵。如果有个人能代表战后意大利政治历史中的不确定因素的话,那个人一定是七次担任总理的朱利奥·安德莱奥蒂“叔叔”。2004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维持了前两次审判的判决结果,从而使得意大利的司法系统对安德莱奥蒂和西阿里黑手党的关系作出的意见有了盖棺定论。1980年之前,安德莱奥蒂一直自觉地协助黑手党犯罪组织。但是在1980年,一位身居高位的基督教民主党同事遭到谋杀,从而使安德莱奥蒂与黑手党断绝了关系。出于意大利实行时效法,安德莱奥蒂参与黑手党的罪行因超过法律追诉期限而被免于定罪。大多数意大利人似乎认为这一判决并没有玷污这位老人的声誉。2006年春天,一脸微笑的安德莱奥蒂主演了一部手机广告片。接着,好像要完全重塑声誉一样,安德莱奥蒂以少数票的优势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这也难怪,鉴于公众乐意忘记过去,最近的司法判决读起来就像历史课本。以印有“2004年12月11日”日期以及“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名字的文件为例。德尔·乌特里是传媒巨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总理的广告助理。在1771页严密的论证中,德尔·乌特里一案的法官们解释道,“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如何为了筹集毒品生意的资金而在意大利大陆实行一系列的绑架活动;它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将贩卖海洛因的巨额利润进行投资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莱奥内家族是如何在大屠杀中消灭了黑手党的根据地。当意大利政府终于开始回击“我们的事业”逐步升级的暴行时,科莱奥内家族又是如何试图寻找新的政治盟友。
法官们回顾过去的历史并不只是要做学术上的探讨,更是要为判定德尔·乌特里有罪提供背景材料。德尔·乌特里多年来“为了维持、巩固和加强‘我们的事业’的力量而作出了明确、自觉、明显、具体和宝贵的贡献”。根据法官们的裁定,德尔·乌特里“参与过‘我们的事业’的活动”,而他与黑手党之间的合作主要是通过身兼“君子”和贝卢斯科尼的“总管家”的维托里奥·曼加诺来实现的。正如法官们根据证据事实所还原的那样,德尔·乌特里与黑手党交往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刻。1974年5月,德尔·乌特里帮助安排了两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纳在米兰的会晤,后者在当时是西西里黑手党中最有权势的老板。1993年11月,德尔·乌特里在笔记里记录下了他与曼加诺的两次会面。曼加诺后来告诉其他高级黑手党分子,德尔·乌特里曾许诺说贝卢斯科尼的新成立的政党意大利力量党将通过放宽一些反黑手党法规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法官们煞费苦心地指出,这里所提到的德尔·乌特里的许诺正是他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愿意帮助“我们的事业”的原因。不管意大利力量党中是否有人知道此事,不管执政党掌权期间是否采取了与德尔·乌特里的许诺相一致的行动,德尔·乌特里的许诺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说,他还没有看过巴勒莫法官们的判决。他很可能不赞同法官们对于“我们的事业”的最近的历史的描述:毕竟,根据记录来看,德尔·乌特里一直争辩说黑手党并不存存。但毋庸置疑地是,贝卢斯科尼的密友愤怒地质疑法官们对其事业的看法以及在此看法的基础上给他量定的九年刑期。德尔·乌特里称此判决为“完全政治性的判决”,因此提出上诉,他的上诉于2006年6月30日开始审理。根据第一次审判中法官们的判决.两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几十年来一直是黑手党敲诈勒索的受害者。有趣的是,贝卢斯科尼可能会在新召开的一系列听证会七出庭提供证据。虽然贝卢斯科尼本人在德尔·乌特里被判罪的时候没有发表评论,但意大利力量党的高层人士却谴责它是“需要大声抗议的司法错误”、“极大的不公”。
两两里司法机构以外有许多人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变革而不是对黑手党有所渴望,他们有记住过去的决心而不是有忘记过去的意愿,他们渴望获得信息而不是拒绝理解真相。一流的电视台记者制作的黑手党纪录片仍然有少数一群忠诚的追随者。2004年11月,超过一千一百万的意大利人在电视上观看了保罗·博尔塞利诺戏剧人生的最后一集。2005年,葛西·维塔莱,一位代替其兄弟而成为帕尔蒂尼科家族老板的女人,成为污点证人。她的故事似乎也要拍成电影(比起意大利其他等级制度不太严格的犯罪组织来说,行使这种代理权力的女人在“我们的事业”内很不寻常)。
2004年6月29日上午,巴勒莫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市中心的每一个广告牌和灯柱上都贴上了一个口号:“支付保护费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民族。”这是一场反对黑手党保护制度的草根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的名字叫作“Addiopizzo”(“再见,保护费”),将反黑手党活动家、公开拒绝交纳保护费的企业以及热情资助他们的消费者们团结在了一起。“Addiopizzo”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到目前为止,只有127家巴勒莫企业公开拒绝支付保护费。位于“我们的事业”控制力最强的郊区地盘上的企业只有少数几家公开表示拒绝支付保护费。然而,如果“Addiopizzo”形成足够的冲力,这场反抗运动绝不亚于对两西里发动一场革命。如果你要去巴勒莫,请访问“Addiopizzo”网站并表示您的支持。
意大利现在有许多像“Addiopizzo”这样的合法反黑手党组织。其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Libera”(“自由”),它在管理用作社会公益用途的、没收的黑手党财产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Libera”在组织一场请愿活动之后,一项有关没收有组织犯罪所得的法律在1966年得到修正)。通过“Lib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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