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本事的皇帝》第168章

更有意思的是，刘彻看来，秦始皇嬴政当年一统天下是法家思想对儒家，乃至对于百家思想的胜利，秦皇二世而亡并不是法家思想的惨败，而是嬴政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把法家思想落实好，操作好，其教训一是他们机械地生硬地套用法家学术主张，没能够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二是没有对法家思想进行必要的更新改造和创意包装，结果伤害了太多的人，激化了社会矛盾。
所以，法家思想是最好的帝王之术，就看你怎么用了！
从本质上说，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儒家思想的政治利用和对法家思想的包装创新，他以前者为皮儿，后者为馅儿，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包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饺子。
这样的一锅饺子煮了很多很多年，每每有一哥登基，他很快就会端几盘子过来。
所以，始终坚持法家的原则和策略，运用法家思想治国理政，而为了掩盖法家的严刑峻法和杀伐角逐，又以儒家或者其他思想理论来宣传发动，教化社会，这是西汉武帝刘彻以后历代一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业务。
这种现象在复杂的政治运作和缭乱的表面功夫的背后，是坚定的集权目的和残酷的权力博弈，称之为“内法外儒”或者“阴法阳儒”。
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秦始皇嬴政的法家治国，西汉初期的清静无为，到刘彻开启的“内法外儒”，大体上就是刘秀面临的主流政治文化的遗产。
这种“内法外儒”主流政治文化遗产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然传承有序，生机勃勃。
刘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或曰雄主之道，其基本特征是“目的至上，儒法兼济”，若进一步探究大致有三个路子，或者可以从三个方面切入：经学治国，文以化人；柔道为政，慈严相济；君王气度，驭国有术。
这其实也就是刘秀雄主之道的一个特征，三个要点。
东汉王朝的经学治国术
刘秀上大学时学习研究的是今文经学，成绩不错。
但是，刘秀登基以后，并没有介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他果断而坚决地确立经学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把今文经学发扬光大，同时也不排斥古文。为了雄主天下，一切皆为手段。
在京城洛阳重建太学！
根据他的安排，朝廷在洛阳南门外重新建设太学，作为帝国最高学府。
史载这座太学比西汉在京城长安的太学规模更大，学员更多。
由于一哥的重视，太学建设得很气派，校门前设置有石经4部，校内的内外讲堂长10丈，宽3丈，很是有型。
我们查不到学生花名册，无法知道具体的学生数，但学生来源很广，数量很多是肯定的，史载“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
公元29年10月，刘秀来到曲阜，专门安排大司空祭祀孔子。
他这个时候是极其忙碌的，帝国刚刚发动大规模的东征，讨伐叛将庞萌和割据自立的董宪、张步。
张步尚未拿下，齐地还不太平的时候，他高调祭孔，是在向天下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政策。
此后，他有意识地在全国大力推行尊孔，优待孔子后裔。
也就是在这年10月，刘秀风尘仆仆地回到京城，听说太学已经建好了，非常高兴，立即前往视察。
随即，他又亲自过问和部署太学的软件建设，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专修其中一经的多则4家、少则2家的总共14家博士为学官。
同时，他还规定，这14家博士和他们的弟子除了认真研究学术、探究经学之外，还可以立即或者毕业后担任官职。
作为帝国一哥，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值得称道的。
公元31年，时任太仆朱浮，也就是曾任幽州牧，老是跟渔阳彭宠吵架的那位，向刘秀提建议，说是太学博士的选拔不应该局限在京城，而应该放宽眼界，着眼全国，不拘一格，注重德才。
刘秀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在太学教材的选择上，刘秀也高度重视，亲自参与，而且表现得极为开明。
一开始，由于自己是今文出身，刘秀设立的14经博士全是今文经，古文经自然就被取消了在官学登堂入室的机会。
但是，在这种时候古文经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钻研它的学者也在朝野拥有不小的势力。这些学者或者学者型官员强烈要求把古文经也列入官学教材，使之获得跟今文经同等的地位。
公元28年1月，时任尚书令韩歆向刘秀上书，要求把古文经《费氏易经》和《左氏春秋》列入官学教材，并且在太学为之设立博士。
这个时候太学还没有建成，帝国初创，百废待举，彭宠背叛，刘永称帝，董宪自立，刘秀确实很忙，况且，他还开始有点讨厌老韩了。但是，出于一种高度的重视和关心，刘秀还是忙里偷闲，下令在云台召集朝廷高干和知识界领袖开会，认真研究老韩的建议。
这一天上午，在云台，高官和专家云集，刘秀亲自主持大会，只有一个议题：要不要把古文经列入官学。
对于这个朝野争论很久的话题，刘秀非常重视，但又不想亲自下结论。因为在他看来，今、古文均属经学，风格派别不同而已，把古文经立了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当然，就是它立不了，也无伤大雅。
不过，应该让大家争辩一下，这对于大家乃至于全社会增强学习意识、重视文化教育都是不无裨益的。
还是让大家争一争吧。
一开始，刘秀知道博士范升反对古文经而且态度坚决，就点名让他先发言，并且允许其他同志提出辩论意见。
老范态度鲜明，认为《左氏春秋》不以孔子为师，又不是先帝提倡的，没有理由进入官学。
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不干了，立即上来跟他辩难。
一切都在按照刘秀的思路走，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旁边的同志也不光是看热闹，瞅准机会就上来嚷嚷几句。
其实，学术问题，特别是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基本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个话题之所以争辩了几千年，就是因为话题本身就是辨证的。
大家吵了一上午，到中午下班时间了，仍然没有个所以然，刘秀宣布散会。
会后，老范唯恐刘秀不经研究就把古文经给立了，干脆又呈上去一个书面报告，向刘秀系统而又详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老范的理论功底和学术造诣极为深厚，这个报告简直就是一篇专业论文。
与此同时，一批主张立古文经的干部和专家则通过各种方式，来证明《左氏春秋》和其他古文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一看对方不肯善罢甘休，老范也急了，再次向刘秀打报告，一口气指出和重申坚决不能立古文经的三十一个理由。
为了慎重起见，刘秀专门召集一批博士开会，认真讨论老范的报告。
一看刘秀屡屡重视老范的意见，长期研究古文经的郎官陈元终于坐不住了。
他跟老范一样，也向刘秀呈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全面地、系统地、慷慨激昂地批驳了老范的观点，痛陈把古文经立为官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鉴于老范过去跟人家争论时，常常要跟人家比试考试，这一次，陈元也在报告里说，自己愿意在朝廷跟任何人公开辩论，来阐释孔氏之道，辨析左氏宿冤，如果自己对经学钻研不精，或者理不服众，甘愿伏法就死，虽死而无憾！
这是一个为了坚守理想奋不顾身的人！
为了表明自己也心怀对学术的尊敬和尊重，刘秀把陈元的报告也交给博士们研讨，并且提供机会让老范和老陈辩论。
史载，范、陈这哥俩儿棋逢对手，先后展开辩论十多场。
这哥俩儿有不少共同点：学富五车，品行高洁，把做学问看得远比做官重要，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这期间，许多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也纷纷上书，向刘秀表明自己的主张。
难能可贵的是，刘秀在极端的忙碌之中，在夜以继日地处理公务的同时，也要挤出时间来听取大家的见解，批阅大家的报告，经常搞到夜深人静才能休息。
面对面的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刘秀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决定把这种表面看是大学教材问题，实质是帝国思想文化导向问题的大争论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不久，经过认真的政治考虑和复杂的人事平衡，刘秀做出安排，把《左氏春秋》列为官学教材，同时要求朝廷有关方面（太常）在太学为之设立四个博士职位，并且抓紧物色人选。
按照刘秀的旨意，朝廷首先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古文经《左氏春秋》博士一名。
陈元当然是积极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