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边上的思考》第4章

众的支持，且备受港英政府的打压，只能在孤立无援、自我封闭和风雨凄惨中度过了漫长的七十年代。
“六七抗议运动”给香港左派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其力量和影响力降到了低谷。大批左派工人被解雇，生活陷入困顿。在“三罢”斗争中，港资和外资公司迅速占领市场，导致大量内地中资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闭。在极“左”思潮指挥下，所有报纸走向“反英抗暴”前线，并且取消了副刊、武侠、“马经”这些“封、资、修”的内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压，导致销量大跌。最终《商报》被收购、《晶报》等凄然停刊，《大公报》和《文汇报》虽苦苦支撑，但在香港市民中几乎没有影响力，更谈不上统战功能。左派电影公司及其经营的影院在极左文艺路线下也纷纷倒闭。当年周恩来担心“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不幸被言中了。
然而，比起这种有形政治力量的损失，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近代以来，香港虽然割让给英国，可香港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爱国主义高涨，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旗帜下参与、支持或同情香港左派发起的抗议运动。可是，当左派抗议运动极端化，发展到“三罢”斗争最后发展到“飞行集会”时，引发了香港市民对左派的不满和恐惧。上层精英和普通市民反而投靠港英政府，寻求港英政府的庇护。港英政府意外地获得了香港市民的认同和支持。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镇压左派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实施“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
“洗脑赢心”这个概念是由大英帝国在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泰普尔将军（General　Templer）在镇压马来亚反殖民运动中发明的。它专指大英帝国和殖民地政府运用新闻宣传手段来进行“新闻管理”，通过新闻、报告、演讲、研究等各种官方话语渠道将殖民地起义和暴动描绘为“恐怖主义”，从而塑造公共观念，制造“恐怖主义的氧气”，加剧公众对这种反抗运动的心理恐惧，以配合殖民者的武力镇压，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这是大英帝国在“二战”之后镇压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起义（一九四四——　一九四七）、马来亚政治危机（一九四八——　一九六五）、肯尼亚矛矛党人起义（一九五二——　一九六》）和塞浦路斯奥爱卡（EOKA）运动（一九五五——　一九五九）中发明的全新政治武器。大英帝国意识到，冷战中重要的武器就是思想观念，这是一场争夺“思想领地”的战争。英国人成功地把镇压殖民地人民起义与美英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结合在一起，把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通过把共产主义宣传为恐怖主义，从而抹黑反殖民运动。相反，却把帝国与英联邦和殖民地的关系描绘成利益互惠关系，大英帝国由此被塑造为仁慈的统治者。随着这种宣传策略的转化，大英帝国维持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也从早期种族主义的文明传播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论，发展为道义责任论，即帝国具有保护殖民地人民免受共产主义恐怖专制的道德责任。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反英抗议运动中，成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并在英国成立了“香港心战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专门负责舆论宣传，通过政府文件、媒体采访、新闻报道，采用焦点放大等手法系统地将这场反抗运动描述为“暴乱”和“恐怖主义”。而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主要对象也是左派报纸和学校，从而彻底剥夺左派的话语权，将“左派”、“中国”、“文化大革命”、“古拉格群岛”和“共产主义恐怖政治”等等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恐怖的政治图景，制造出恐怖的心理效果。
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社会的基本民情，再加上港英政府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成功地团结了上层华人精英，香港社会形成了对内地的排斥心理，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更增添了对内地的优越意识，不愿意香港回归，这成为今天困扰香港政治的深层原因。正如斯科特教授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而言，这次骚乱的最终结果反而是增强了对既存港英统治秩序的支持和正当性。当面对文化大革命这种共产主义的变种与当时还没有改革的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多数人选择了他们都知道充满着罪恶的这一边”（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04）。用刘兆佳教授的话来说，“六七暴动加深了香港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左派分子的恐惧与不满，并损害了香港同胞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香港同胞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至今仍未消除。这种对中央的逆反心态，不单使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充满曲折，而且亦对回归后香港同胞与中央建立和洽关系增添困难”（《香港六七暴动内情》，序言）。
“六七抗议运动”的悲剧无疑是“文革”悲剧的一部分。而这场悲剧理应放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反帝、反殖民运动中来理解，放在十九世纪以来人类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种种政治试验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和第三世界革命“为穷人讨公道”的道德基础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伦理追求中去理解。香港左派一直拥有最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他们曾以毛主席的教导为道德训诫，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助人为乐。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沦为“难民社会”时，左派自发组织内地同胞团结自救，共渡难关，成为当时香港社会的道德楷模。正是这种道德品质的支持，当国家和革命事业需要时，左派群众不顾个人安危，放弃私利，参与反英抗议运动，毫不顾忌个人和家庭损失。要知道，他们不是一腔热血的青年，而是拖家带口的工人、市民和文化人。他们被捕入狱后，在赤柱监狱中展开了类似红岩故事的狱中斗争，然而，由于港英政府采取“洗脑赢心”工程的系统宣传，左派被彻底妖魔化了。随着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内地又结束了“文革”，整个世界开始向右转，左派所代表的道德品质彻底被自私自利的市场伦理所否定，左派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也被右派妖魔化为“暴乱”。香港左派似乎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只在公共话语中留下“左仔”和“维园阿伯”两个包含了道德侮辱和政治贬低的形象。
进入八十年代，香港开始回归，中央对港工作的重心转向统战工商界。香港回归大局已定，内地改革开放前景无限，原来“恐共”、“反共”的商界精英纷纷向内地靠拢。然而，在香港左派看来，这些“忽然爱国派”是为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才爱国，并非政治上坚定的爱国派。但在“着眼于香港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爱国不分先后”的背景下，国家利益、民族统一大业这些传统左派坚定的政治信念再一次战胜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历史恩怨，使他们与工商界在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中携手合作。香港左派几十年来在香港背负“暴乱”包袱，在内地又背负“文革”包袱，可究竟谁来为这无怨无悔的爱国代价买单？历史的悲情一直困扰着香港左派，既是他们自我封闭的心结，也是他们与时俱进的包袱，他们曾生活在“没有天空的都市”中，如今虽走出封闭，但要进入香港精英阶层，依然有漫长的路要走。
近代百年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中，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被各种难以调和的敌对思想、情绪和利益所撕裂。这既是发达国家的国际战争在后发达国家的国内化，也是一个中华民族在生存困境中寻找出路的痛苦挣扎。而如今，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我们需要一点点从容，来面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旧怨新仇，甚至需要某种程度的遗忘，以便让时间来慢慢地治愈心灵上的创伤。今日香港政治困局，很大程序上是港英政府（其实是西方）培养起来的中产精英（比如法律界、教育界）从心底里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