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67章

阻碍了社员们的协作精神。他们刺激了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劳动数量，
却忽视了对劳动质量的关注，同时，他们也鼓励了个人狭隘地关心
自己的个人劳动，而忽视了该劳动应如何和他人的工作相协调的问
题。例如，妇女按计件制插秧播种的工作，有时为了图快，尽可能
多插几行，但秧插得太浅，当稻田灌上水后，秧苗根就松动了。
另一方面，计时制却鼓励个人关心集体劳动的整体质量，原因
是一个人的工分额部分地有赖于他的整个劳动量。计时制，在一定
程度上也扶助了弱者，抑制了强者。因为一等劳力和二等劳力差别
相对来说很小，不过是一天9分和1角的区别（其实全天仅值5分
或1角人民币）。计时制也比计件制更社会主义化。尽管大多数生
产队使用计时和计件两种混合制度，然而，政府提倡提高农村社会
主义组织的水平，所以更倾向于计时制。
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分制度是“大寨工分制”。大寨是山西
省一个模范生产大队。从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晚期，政府一直提
倡农民“农业学大寨”。虽然这件事真相很模糊，但大寨却被公认
为是个典型的具有自力更生、集体团结精神、平等和高度的政治觉
悟的生产大队，并因此而闻名。大寨发展了工分制度，像计时制，
赋予每个劳动力一个定值，使男劳力和女劳力之间的差别很小，但
是大寨工分制不仅基于劳动能力，而且基于政治觉悟，是在一个人
完成阶段性工作之后，经过在大庭广众的大会上评论后认定的，不
像以前计时制那样认定。大寨的经验迫使生产队社员们互相进行严
格的监督，要求社员们用无形的尺度评估对方。60年代末农村政策
激进时期，大寨的经验被广泛推广。但是绝大部分地区推行大寨经
验，其结果却是令人啼笑皆非，引起争执和讥讽。农民们常常因私
愤而利用——或者彼此怀疑利用——所谓的政治标准给自己的同伴
评低工分。有时，工分评值大会通宵达旦却没能取得决定性的结局。
要求高度的“社会主义意识”，这远远超过了农村居民力所能及的
范围，所以政府号召各生产队推行大寨经验不久，大寨经验就不得
不被废除了，至少它的纯洁形式已被取消了。①
从90年代的高度看，这些失败的教训现在是非常清楚不过了，
即使在60年代对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毛主义者还不十分清楚的话。农
户能自行决定安排他们劳动的程度越大，他们与数不清的其他人在
生产上协作的必要性就越小；他们获取自己主动创造的劳动所得越
多，就会越积极。尽管毛主义者在60年代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实情，
但他们仍主张，要是农民阶级的信念变了，农民就会变得更平等、
团结，同时更富有生产力。这是60年代中期把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
念灌输到农民心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大规模新运动的理论
基础。
①　有关集体化的详尽分析，请看维维恩舒所著的《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75—317
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203—237页；埃兹拉沃格尔：
《共产主　义统治下的广州》，第146—177页；欣顿的：《身翻》，第81—166页中冗长的阐
述。
②　请看维维恩舒的《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76页。
③　欣顿：《身翻》，第137页。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　299—300页，农民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租息
和劳　动两部分；欣顿：《身翻》，第126—143页。
①　“至于借用的牲口……，主人很可能继续有所有权并负责饲养，合作社使用时要付费；
或者　主人对这些牲口还得保留所有权，但让合作社饲养，合作社想用时，就有权使用，合
作社最　后付给租金，或者主人把牲口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在几年以内分期付款。在前两者
情况下，　如果一头牛死了或伤了，主人反而遭受责备。因此，一次性购买牲口是最好的办
法，合作社　成立后一般都这么做。合作社付给农民征用牲口、农具以及其他东西的费用，
标准相差很　大。”（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90页）。关于征用牲口的价格
如何有利于合　作社，请参阅欣顿《身翻》第144—149页。《身翻》，第149—151页还记述
了农民看到自己　的牲口征用后被超载或抽打后的一些令人伤心的烦恼的故事。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84—285、299—300页。
①　参见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300页。
①　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　228—229页。
②　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好的例子，请看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43
—252　页；弗朗兹H。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74—482页，安妮塔詹、　
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陈村》，第24—26页；欣顿：《身翻》，第　169—247
页。
①　然而，公社规模不尽相同。参见安炳炯：“中国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变化与连续性”，
《亚　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3期（1975年5月）。
②　在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33—270页和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
形态　和组织》第464—490页中作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①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陈村》，第　25页。
②　同上，第25页。
③　引自安炳炯的“政治经济”，第　634页。
①　关于在饥荒期间死亡人数的总数，参见尼古拉斯拉迪：“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　
1965）”，第376页；彭尼凯恩：《中国的饥荒（1959—1961）：人口统计和社会影响》，第　
89—90页。根据拉迪的统计，死亡人数为1600—2700万。凯恩的估计是1400—2600万。
我　要特别感谢凯恩所提供的信息。
②　韩素音是世界性的作家，其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比利时人。她在1980年的回忆录中
写了　她是如何出于对祖国的忠诚，隐瞒了饥荒的真相。“我虔诚地、全身心地护着中国，
甚至面　带微笑地向那些外交官和好刺探消息的记者撒谎。因为只有中国是我的‘心脏’，
流淌在我　的血液中，遍布于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别无选择，中国选择了我。在寒风凛
冽、寒冷侵　袭大地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都幸灾乐祸地威胁中国。然而，我首先是中国人”。
韩素音：　《我的屋子有两扇门》，第296页。
③　例见史蒂文　W。莫舍：《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第　50页。
④　彭尼凯恩：《中国的饥荒》，第118页。
①　在欣顿《翻身》第251—252页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②　请见凯恩《中国的饥荒》，第　116—118页。
③　这个例子出自费孝通在1980年前后会见开弦弓的几个男人，询问他们为什么离婚的材
料。
④　威廉拉夫利所作的统计数字表明，四川南充绝大部分儿童的教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
耽　误了。见“中国农村生育率的变化：“来自四川什邡县的报告”，载《人口研究》，第38
期　（1984年），第370—371页。
⑤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的《陈村》第25、53页。
⑥　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315页。
①　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55页。
①　曾被国民党情报机构掠去的并在台湾出版的福建省连江县的一系列档案中也坦率地承
认问　题出自较低的农民觉悟，参看C。S。陈所著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
①　关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组织和管理的情况，请看安：“政治经济”；约翰C。佩尔泽尔：　
“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　织》；
鲍大可、埃兹拉沃格尔合著的《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权》中也有此类　论述。
②　参见詹、马德森、昂格尔：《陈村》，第66—71页。从采访中国各个地方的人中了解到，
实　际选举的程度因地而异。
③　佩尔泽尔在其所著的“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中描述道：广东省的生
产大　队是一个负责把大部分生产任务分派到生产队的小组的组织，小组通常由两个友好和
合得　来的家庭组成。两个家庭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