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68章

产大　队是一个负责把大部分生产任务分派到生产队的小组的组织，小组通常由两个友好和
合得　来的家庭组成。两个家庭中有一个缺劳力，而另一个则劳力富余。
①　关于这一时期村里不平等的普遍状况，参看詹、马德森、昂格尔的《陈村》，第50—54
页。　陈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提供了县级干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①　《陈村》第247页注。将此与梁恒的报告相比，1968年前后在湖南省的一个贫困地区，
10个　工分仅值1角4分。见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2—173页，关于
影响工　分价值各因素的详细论述，见威廉L。帕里什和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村
庄和家庭　生活》，第47—72页。
①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生活》，第302—308页。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生活》，第　59—71页。另一个关于生产队收入
分配　的问题是口粮定额的制定。正如帕里什和怀特所述：“粮食分配是与工分相分离的。
工分影　响一个家庭的收入，粮食分配则影响其支出……粮食分配通常有三种方法，首先是
按人头分　配，由各人的年龄和性别决定口粮数额。因为这一数额不因该年的劳动而变，这
样分配的粮　食被称为‘基本口粮’。这一方法为每个村民提供了一定的缓冲保险。第二种
方法按照每个　家庭成员当年的劳动量，或更不确切些，按所挣工分进行粮食分配。当粮食
分配以工分为基　础时（这称为“工分口粮”），能劳动挣工分的人才能分到粮食。第三种方
法是将小部分口粮　（通常是10％）用于鼓励人们将粪肥交给生产队，这部分的口粮称为“肥
料粮”（第65—66　页）。“基本口粮”的比重越大，一个生产队中消费的平均程度也越高，
强壮劳力的劳动积极　性也越差（如果这种劳动的唯一动力是经济上自利的话）。随着60年
代后期要求农村更“社　会主义”化的压力，基本口粮的比重上升，而工分口粮的比重则下
降了。
①　参见詹、马德森、昂格尔：《陈村》，第91—93页；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
家庭　生活》，第63—71页。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1963—1976年）
领导权之争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是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
式出现的。社教运动的目的是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品质。这是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中全会上应毛泽
东的请求发起的，毛提出，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位主席担
心，如果再不制止，带有旧统治阶级特点的统治方式就会通过政权
本身、地方政府及党的官员的活动在农村重新复活。①
共产主义运动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培养和训练本地干部上投
入了巨大的力量。尽管诸如农村土改这样的重要运动是由外地干部
组成的工作组发起的，但一个工作组的首批任务之一通常是寻找当
地的积极分子，他们成为即将开始的运动的“骨干分子”。②那些在
随后发生的斗争中证明自己是忠诚的和有效的积极分子将被吸收进
中国共产党。每一个重要运动——土改、互助组、合作化、大跃进
——都有大批新人入党。不过，中国共产党总是一个高度排他的团
体，而且党员数量即使增加，在总人口中也不占多大比例。土改后，
不到1％的农村人口入了党。到196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大约2％，
到了80年代，这一比例稍稍超过了3％。③为了控制当地村社的政治
和经济事务，党的基层干部必须依靠许多非党员本地干部的帮助。
而且，为了使工作富有成效，当地党的干部就得依靠他们自己村社
中的人民对他们的普遍尊敬和忠诚。
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吸收的党员和其他本地领导的社
会成分是有差别的。土改期间，工作组找那些贫农出身的、鲁莽而
又大胆的年轻男人（或许还有几个妇女）在反对旧统治阶级的斗争
中打头阵。就是这些人被吸收进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支持当地农民
协会的领导力量。但是，如果他们要使像农民协会这样的团体得到
农民的尊敬，中国共产党至少也应该罗致（如果不是正式吸收）一
些年龄较大、德高望重、善于妥协和施以小恩小惠来巩固“感情”
的人。这样的领导通常来自中农。这些中农领导干农活一般都比较
熟练，在指导生产时经常显得特别重要。①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的变化，随着“致富和建设家园”的的
政策让位于强调互助和合作化的政策，在早期运动中上台执政的当
地领导的大杂烩会变成实施这些新政策的障碍。因为建立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运动危及许多中农的利益，因此，不能依靠有这种背景的
干部来执行党的政策。就此而言，许多出身贫农的干部也不能依靠，
因为他们利用土改期间取得的地位发了财，变成了“新中农”。所
以，中国共产党要想执行政策，就必须把他们小心翼翼地撇到一边。
通常都是通过发动“整风运动”来实现此目的，在整风运动中，
干部要被调查，其胡作非为的事都要查出来，干部被迫进行批评和
自我批评，有时以折磨人的群众声讨会的形式进行。只要适当地加
以惩戒，一般说来，他们就会乐意追随党的正确路线，至少暂时会
这样。同时，那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在揭露莫须有的渎职行为
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本地积极分子都被吸收为党的新成员。②
土改期间主要是整顿农村干部，特别是惩处年轻的、在自己的
工作中没能严守道德纪律私吞斗争果实或因保护富裕农民而受贿的
本地干部。1955年，在大力推行合作化的前夕，一场反对“隐藏的
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给那些支持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村干
部打上了反革命的印记。合作化开始后，农村干部因太同情中农而
被迫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跃进开始后，干部因太谨小慎微、太
拘泥传统方式而受到批判。在大跃进之后，他们因为太专断，把村
社饭厅建得太远以及太多的私有财产集体化而受到惩罚——对这些
错误，一般说来，他们的上司应比他们负更多的责任。
除了容易受上级的公开批评以外，本地干部还经常受群众私下
里的抱怨。一个本地干部对威廉欣顿说：“群众对待你就像背着
儿媳过小溪的公公。他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得到的回报除了咒骂
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怀疑他想把儿媳搂在怀里，想
拥抱她。儿媳觉得老人放肆无礼，儿子认为老爹调戏他的新娘。”①
既然这个职务这么让人不踏实和易受批判，为什么一些人还想
当干部呢？官方的回答是，当干部的高尚动机是渴望为人民服务，
至少有一些当地干部，在他们踏上仕途之初，满怀理想致力于提高
自己村社的福利。但对一个雄心勃勃的贫农来说，当干部无论如何
是他们在社会上掌权和提高声望的唯一途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所能捞取的实惠可能超过表面上的风险。
不管怎样，1962年后，当地干部的品德问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
关键问题。根据1963年5月发起社教运动的关键文件即“前十条”，
至关重要的不外是这样的问题，即“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
题”。②尽管有点夸张，但这个提法并非完全不准确。好的本地领导
对集体农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集体劳动应该比个人劳动好，因
为集体劳动效率较高，因而对那些参加者更为有利。但是如果某处
的本地干部不诚实，私吞了一些集体财产，或如果他们不公正，通
过分派称心如意的工作和评定高工分照顾亲朋好友，那么，农民的
士气和信心就会下降，随之而来的将是集体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因而，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四清
运动”，以清理农村干部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营管理方面
的错误。然而，要清除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方面的。干部因贪污集体
资金和滥用公共财产受到指控。他们主要因受贿，用公款吃喝旅游
而受到指责。他们之所以犯这些错误，据说是因为，尽管他们出身
于贫农家庭，但其思想觉悟受到了旧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