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14章

顿菲尔德（Breidenfeld）一役中崭露头角；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败涂地，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
居斯塔夫于下一年被杀，他的军队也渐渐解散了。但他提供了一种指挥战争的模式，欧洲各国在本世纪内照此办理，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居斯塔夫建立起来的军队，包括军官与士兵，都是由皇家付工资、发制服、装备武器，由君主亲自指挥或由君主的亲密助手指挥。纪律很严格，军法从严处置。供应与后勤被视作政府的责任，虽然瑞典政府感到维持庞大的军队出国打仗负担过重，他们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开拔时以及后来一个短时期内只需配备较少的后勤人员（从前一般情况下，后勤人员需数倍于士兵人数）。打仗时，他们用莫里斯的阵法列阵，滑膛枪经改进后本身重量减轻，并经不断操练，因而开火频率高，重装弹药速度快，以致步兵方阵可由十排减少到六排或更少；滑膛枪手甚至可以在少有的不利环境下同时连发。
骑兵与炮兵也有变化。瑞典骑兵不再搞华丽无用的“马回转”，而是回过头去重新练习使用骑兵大砍刀，练习如何整齐地挥剑冲锋，这种突击方式更能震慑敌人，因为这比中世纪的轻骑兵力量更集中、更有控制。后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铁甲军在英国内战中把这种战术发展到了完美的地步。
至于炮兵，居斯塔夫不断下功夫去克服它基本的弱点：不便运转。答案在于发现大炮的射程同炮身的长度无关。的确，炮身可以缩减—半，重量也可相应降低，效率一点也不受影响。这一发现，以及其他许多造炮技术的改进，都依赖伟大的瑞典铁器制造商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他是一位重要的工业家，在17世纪前半叶主宰了西欧的经济生活，是他创造了可移动的野战大炮——大炮可在战场上移动（必要时用人推），环境需要时，既可向步兵方阵发实弹又可发空弹；发射的频率从前是每小时两三发，如今已可赶上滑膀枪的频率。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发明是三种武器（其中两种已把火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另一种则有利于进攻性的突击）配合起来使用，这在战场指挥上有很大难度，不仅需要有一批眼光锐利、智慧敏捷的指挥官，而且需要一个严密的结构，既有等级森严的层层控制，又须瞬刻间整齐划一的行动反应。这样的局面很少能做得到．而当居斯塔夫本人不在场时，就更少可能实现了。但是，几乎从古代很简单的小规模的城市冲突以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不仅在战役中而且在整个建军过程中，使军队成为一个工具，听命于一个强有力的意志。这都亏了17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发明创造，所以，17世纪下半叶才能见到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出色将领，如图伦尼与卢森堡，萨伏伊的蒙蒂库科里与尤金；其中最伟大的是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这样，居斯塔夫提供了一种蓝图或草案（过高地估计是不明智的），即：也许可能完全控制住已被广泛用过然而是无结果的暴力，把战争贬得很低，并且永远贬低；把充塞欧洲社会的战争活动引向有目的地、合理地利用国家机器；把土匪、强盗变成士兵，把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变成受公认的合法权威控制的、勤劳的武装力量。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局面，欧洲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政府体制；但是，直到政府本身机制大大改善以前，也不会达到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本世纪末，这种可能性才出现了一点遥远的影子——欧洲国家有了付工资的专业军队，从政府自己的仓库里供应军队的各种所需，教导军队不要互相打架、不要骚扰百姓，并有一批有技术、懂节制的将军来指挥军队。
武器技术方面又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用火绳引发枪机，装弹药既麻烦又无把握的滑膛枪被燧发枪所代替，这种枪的机制既简单又可靠，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三颗子弹，三列士兵可以同时发射，已成为新的常用的步兵阵形。另一个变化是发明了管状刺刀，这使每个步兵都成了长枪手，也就是说，从此在战场上消失了长枪这种武器。这两件事是在17世纪最后二十年内发生的，因此，马尔伯勒的士兵于18世纪初就能用这些新武器打仗，威灵顿一百年后用的也是这些武器。当时马尔伯勒把士兵排成薄薄的长列（法国人把它叫做“薄片队形”），便于保持阵式，便于连续开火，只要他们能守住阵地，就不怕骑兵冲击。
但是，一旦双方交火打乱了队形，步兵就只有任凭骑兵摆布了。为此，重骑兵，即持长剑或马刀或长矛（从东欧引进的）的骑兵，仍是一种颇有战斗力的兵种。通过同哈布斯堡王朝的战斗，从东欧学来起侦察、搜索作用的轻骑兵，在同土耳其人作战时很有用——由一些能动的“龙”喷发出火力。骑兵配备了轻型滑膛枪后，便有了“龙”的名称；同时，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也可用于国内的镇压行动。
大炮方面，在居斯塔夫·阿道尔夫去世后，改革便缓慢下来了，直到18世纪，才由法国出来领头，在炮兵总监让·巴蒂斯特·格里博瓦（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的治理下，大炮的部件标准化，可以互换，增长了射程，改进了瞄准器，增进了准确性．减轻了炮架，大大减少了拉动大炮的牵引动力，使大炮成为战场内外真正机动的武器，能集中对付任何目标。而比一切技术改进更重要的是，炮手本身的提高。炮手们不再被看作是一群对这种凶险手艺一知半解的民用专家，而成为全欧洲军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分支，同样要穿制服，受训练，并且必须有更多的战争科学知识。布里尼军事学校有一位优秀的炮兵军官候补生，一位年轻的科西嘉人，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Napleon　Bonaparte）。
光是武器技术的改进，并不能充分说明自居斯塔夫·阿道尔夫以来，到腓特烈大帝时代，欧洲战事所发生的变化。
真正意味深长的变化不在军队所持的工具，而在军队本身的建设以及使用他们的政府。的确，大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军官来指挥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政府官员作出正确决策来建设军队、供应军队，那么武器的改进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进展。
这方面的先锋是法国。正是波旁工朝于本世纪末把居斯塔夫·阿道尔夫的蓝图付诸实施，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的军事体系，欧洲各国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将有灭顶之灾。
居斯塔夫于1631年去世时，法国王室的财库已经破产，法国社会刚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中开始恢复元气，根本不可能在欧洲占有雄主地位。用欧洲政治术语来说，法国几乎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法国之所以能复苏，端赖于亨利四世结束了内战，黎希留Richelieu；极有势力的法国大主教。摆平了同外国的冲突，如果某个外国不听话，就找个代理人去打他。居斯塔夫正是最强大的代理人，在他死后，黎希留发现自己必须勉为其难，亲自出马，以阻止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或奥地利来主宰欧洲。
这是一项惊心动魄的任务。法国王室对其统治下的参差不齐的各省实际上很少控制权。地方上争吵不休的显贵、要人，只在名义上效忠国王，他们在内战中养成的独立习惯几乎已根深蒂固。政府没有文官机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王室的钱能养活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从不超过一万二千人，所以不得不依赖一批军事将领，这些将领自己豢养军队，负责付军队工资，购置武器装备，自然也就既欺哄上边又欺哄下边。法国所能投入战场的小部队，也因付不起工资而不断瓦解。高级军官们都是贵族，不愿向王室表示忠诚，也拒绝受别人指挥，他们把争执宣扬于大众之中，甚至打仗时也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孔代亲王（Prince　deConde），他在战争高潮时，从法国国王一边转到了西班牙国王一边。这当然是一个例外，但这类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怪异，甚至不受指摘。这种作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对那些伟大的贵族来说，是完全可以料到的。
财政破产，军队腐化、无纪律，——这些就是1648年前法国军队的特征，更确切地说是1661年路易十四掌权之前，军队的状况。到1680年，法国军队已拥有三十万名精兵，居全欧之冠。数年后，更达到了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