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31章

的人士，对那些走江湖的人们尤其如此。现今的演艺界人士，就是由奔走江湖的艺人发展来的。他们之间称兄道弟，对那些有人望并受到众人拥护的，称之为“大哥”，仿佛是他们的领导一样，受到他们的信赖。至于色情业、赌业、娱乐业，即使政府准许登记开业，照章纳税，但也不能不买通黑道，不能不接受秘密帮会的“保护”，这是传统的老规矩。从业者不管多么富有，历来也被看作是江湖人。这些人中的巨擘，自然要称“大哥大”或“大姐大”。
三
往昔的老北京还有一种“官称”为大哥的人，他不是游民领袖，而是街里街坊中特别有公信力、并且勇于公益的人。这是在邻里的长期交往中自然形成的。他们有人缘、热心肠，邻里有事，他愿意奔前跑后；街坊发生了纠纷，他能替人了事，从中得到一种快感、满足感。那时没有居民委员会之类的组织，邻里之间的矛盾都由邻里自己解决。这些大哥就成为这一片居民的主心骨，摆平一切是非。老舍在长篇小说《离婚》中所写的张大哥，就是这么一位。他无偿地帮助别人，热心地为亲友奔走，换来了人们的尊敬，张大哥也很自足。书中写道：“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就这么足。”但是日本侵占北京后，为了实现对中国人的控制，建立了居民组织，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就不是张大哥所能左右了，甚至连自己也顾不了了。
中国有些地方不欢迎人家叫大哥，像山东某些地区（如阳谷县），那是因为《水浒传》的影响。大哥是武大郎，谁愿意做戴绿帽子的？于是人们欢迎叫二哥，二哥是武松，打虎英雄。天津人也不欢迎叫大哥，因为旧社会时，天津有拴娃娃的习俗，年青人一结婚，先到娘娘庙拴个娃娃，那个泥娃娃遂成为老大，再生的孩子为老二。大哥是指那泥娃娃。
世间的趣事真多，难以尽述。
说游侠（1）
说游侠（江湖子弟岁月老，新贵少年游侠忙）
《论语》开篇第一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两句话在今天大概已是人人耳熟能详了，但其中有些特别重要的意义，则恐怕未必人人都会意识到。它除了说明孔子对学习、朋友和个人自我修养的重视外，还反映了社会的重大变化：“学”已经向全民开放，不再是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所以它才成为一个普遍的话题；同时以垂直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正在松动，人们的横向交往已经十分频繁，以致有朋友从遥远的地方来与自己切磋学习。这种“横向交往”，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游侠”的社会基础。
一、“侠”不必“武”，却不能不“游”
周代实行分封制，其社会结构是宗君一体的，并按照封建等级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整个社会仿佛一个大网络；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点，并牢牢地被确定在那里，除了自己的宗族外，很少与他人发生关系。最高统治者掌握着这个网络的“纲”，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社会的有效控制。作为下层贵族的“士”，则是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他们多是卿大夫中的家臣和武士，在社会系统中作为统治者与人民的中介，沟通上下，保卫国家，很少有“横向交往”。
到了春秋时期，社会许多最活跃的因素如人口、生产工具、生产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诸侯、卿大夫乃至士人，如果所依托的经济有了较大的改变，肯定是会不安其位的。于是破人之国、破人之家者比比皆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崩乐坏。社会失控，士人失职，死钉在原来的位置上不仅不能发展，有的甚至不再可能。士人要生存、发展，流动性就自然增加。于是，“有朋自远方来”就成为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而在日益增多的社会交往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善于交往、众望所归的人物，这种人物就是原本意义的“侠”。
人们一谈到“侠”，往往想到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或者受韩非的“侠以武犯禁”的影响，总把“侠”与“武”联系起来，当然武与侠有关，但侠的原始意义却不在于武。《说文》段玉裁注云：“经传多假‘侠’为‘夹’”，实际上最初的“侠”就是“夹”。甲骨文中没有“侠”，金文中的“夹”像一个大人有两个小人夹辅、追随，这是“侠”的原本意义。所谓“侠”也就是广交游的人物，与“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称颂的侠，也不是以武著名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执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
我们仔细品味这段话，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意思：①近世贵族的游侠最著名的是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这些人都是以广交游、门客众多而闻名的贵族。②布衣之侠虽然很注重修行和名誉，但由于儒墨两家缺于记载，不为后世所知，司马迁很遗憾。③无论哪一种侠，他们的特征都不在于“武”，不以勇武见长。贵族之侠特征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闾巷之侠”也是“修行砥名，声施天下，莫不称贤”的。所谓“显名”、“声施天下”，都是指他们被天下人们所了解和赞许，有众多的朋友的支持。这才是“侠”的古义。还有一个旁证：《史记》中司马迁还写了《刺客列传》，里面所收之人，后世也有把他们看作“侠”的，如豫让、聂政、荆轲等。从表面上看，他们不怕死、会剑术，还勇于任事，而且礼义逊让、沉雄果毅兼而有之。他们都是闾巷布衣，如果把他们称为“侠”的话，司马迁就不会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了。为什么太史公不称他们为“侠”呢？关键就是他们不是登高一呼就能有许多朋友追随的人物。在太史公眼中，“武”不是“侠”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赞美、称颂游侠的司马迁，从交游角度来理解“侠”，就是反对和贬斥游侠的汉代史学家荀悦，也是这样批评游侠的。他在《汉纪》中说，游侠“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血缘亲情，侠客们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宾客的欢心，所以荀悦才对游侠口诛笔伐。这种把交游广泛看作游侠最重要特征的意识，直到近世也没有完全消失。上海的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有什么武功？常弄刀的杜月笙的特长就是削梨皮。1930年代，吹捧他们的人还是把他们称为“大侠”。当时杜月笙功成名就，得意洋洋，立家祠以张大声誉。杨度为他写的《杜氏家祠记》中，就说杜月笙是太史公《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日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显慕其风”。这不是仍然在称赞杜月笙轻财重义、爱好交游吗？章太炎的学生还请章为杜月笙家祠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用的也是这个理由，说杜是当代的大侠，特别爱重朋友（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
当然，广交游不是目的，贵族之侠广交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都曾利用门客与朋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平民行侠，虽然不能断然说他们没有个人目的，但总的说来，他们更多地是承继了作为贵族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在春秋以前，这种意识与精神是作为一个“士”所必须要具备的，但自从贵族社会解体以后，士人群体分崩离析，大部分士人边缘化，“无恒产者无恒心”，许多人变成了没有是非观的游士。但毕竟这种精神存在了几百年，在春秋、战国还能崇尚多元性的时期不可能消失殆尽。它或被一些学派的领袖和中坚力量所接受，成为他们“兼济天下”的动力；或被一些侠者所接受，使他们勇于为正义、为他人而牺牲。这样的“侠”在先秦一定很多，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