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宦简史》第12章

必然行为则再无讨论的必要，反之，如果还须社会学的介入才能正确理解它，那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一方是同性恋另一方是双性恋的同性恋行为，同性恋那一方如果压根没有发生双性恋的机会，那他很可能是被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同性恋事件，大多数不是同性间的生理性爱慕，而是不同身份和角色间的“侵犯/迎合”、“占有/奉献”、“买进/卖出”——广泛发生于帝王与阉人间的同性性行为，基本都可以这样理解。　
肛门意味着身体的终端，它的私密性胜过生殖器，所以对肛门的占有，意味着对人的终极占有。一个阉人，肛门的社会学用途　，无非有两个：一是供帝王占有，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都可以用来掩藏财物，并将它顺利地偷出宫去——身体的这个妙用，在今天仍被许多走私集团采用。
性交换（1）
作为跟诗人同样古老的职业，妓女，从来都占据着历史的重要角落。性器本来是天赋资源，但长在妓女身上，却被当成了谋生器械——这一现象，在动物界也十分常见：雄动物会用食物来讨好雌动物，以期对方能跟它睡一觉。绵延至今天的家庭，在许多激进的人类学家看来，仍然是一种包妓恶习——这样的说法显然会令女人们震怒不已，但从经济学的角度仔细考量，却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真理。当然，在母系社会，当生产资源和分配权力掌握在女人手里时，男人是否也出卖自己，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张昌宗的发迹被认为是在床上勤劳侍奉武则天的结果，而安德海、李莲英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迅速走红，也被野史认为是他们拥有令慈禧满意的“神器”。当然，这些传言都可以被看做扯淡，但男妓问题，则确切实存——他们在浩繁的历史卷轶中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其不可琢磨的原因仅在于：历史是由男人写就的，男性叙述者必须为自己所代表的性别留足面子。　
妓女和男妓之所以能成为一项职业，很大程度是因为性器拥有者对这个独特器官的觉悟：它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交换价值。它的使用价值根植于价值之中，作为一个生殖器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直接确立了性别的尊严：在初民社会，母亲被当做独立生育的自足者，所以在部落里享有很高的地位；生殖的秘密终究还是被发现了，这个秘密让父亲变得无比荣耀和尊崇。但它的交换价值是何时被发现的呢？我们不惮于如此推测：作为一种器物，它的交换价值起始于快感的自觉。其他动物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性器的交换价值，是因为雌性有限的发情期仅仅是用来受孕的。人类没有发情期，所以生殖任务显得不是那么紧迫，这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性——我的意思是，相对于其他物种，人类的性器是被彻底解放了的器官，它是自由的。而自由，正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快感可以作为一种无尽的需要，而人类的性器，则被解放出来可以无尽地体偿它。但这仍然不能形成买卖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性是男女双方共同需要的。然而，不幸的是，私有制启蒙了它。私有制最终让人们意识到，性器是一种资源，而资源可以产生财富。这个启蒙过程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当它完成时，性器同时也被社会化了：它跟等级、门第、审美、财产等息息相关起来了。同样的性器，如果长在贵族女子的两腿间，一个平民男子想占有它，就得付出一笔庞大的礼金；而同为贵族的一个男子如果想占有它，也许就要来得便当些。强奸、通奸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跟偷盗、抢劫属于同样性质的犯罪，原因仅在于，它们都构成了对财物的侵犯。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贵族强奸平民，被视为无罪，贵族强奸贵族，则被课以罚金，而平民强奸贵族，则极有可能被杀头——因为最后一种情况被视为对财物的严重侵犯。　
财产关系上的复杂情况最终影响了家庭的实质——它不再是单纯的、排他的、安全的、被公众认可的性爱场所，而是一个经济联合体，在这里，性关系被经济关系支配着：经济上的强势导致性角色上的强势，经济上处于弱势的那一方，性器也处于弱势，一种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暗中发生着。而“爱情”“伦理”“责任”等被发明出来的词汇，则充当了这种买卖关系的遮羞布。　
从这个意义上讲，快感从来都是买方的快感——卖方出卖的是性器，而买方得到的是快感。性器作为物，交易完成之后使用价值和价值并未丧失，这让性器携带者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职业，不断地重复交易。家庭得以成立，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　
发生于家庭之外的性关系，其交换性质更加明了。妓女和男妓持久存在，除了为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人提供交换机会外，还不断地暗示着家庭的本质。　
尽管男妓长期存在，但不论怎么讲，卖淫作为词典中一个亘古显赫的词汇，则专指女性是出卖方的那种情形。事实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往往只被当做快感提供者——这为一部分梦想发迹的阉人指明了道路，他们可以跟皇帝搞　
同性恋。而另一些阉人，则企图通过药物来达到阳物的重新生长，以满足后妃的需要——事实上，这是一种彻底的出卖。　
并不彻底的出卖发生范围则要大得多：地位低下的小太监，胆怯的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烟花女，毫无主见的小官僚，脾气良好的生意人，不想惹乱子的小市民……他们出卖的方式，往往被人们称作——卖笑。
第四章：生殖器的意义
生殖意义上的生殖器（1）
在今天，我们似乎已经无法确知，初民们对性器的崇拜，到底是源于其生殖能力，还是源于其产生的巨大快感——这两种揣测都有足够的证据，前者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认为繁衍种族乃是初民们的根本要务，而后者，则直接以功利主义为靶心，驳斥了初民们在这事上能够权衡利弊的观点。是的，一个井然有序、完全根据理性生活的初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况且，在生殖机理并不明朗的前提下，有计划的生育断然不可实现。事实上，功利主义是上帝的法则——在理性驱逐上帝之后，人类似乎获得了解释世界和自身的唯一法宝：目的论。在目的论者看来，不直奔某种目的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认知方式尽管是数千年启蒙的结果，但在今天，几乎已成唯一的方式了。这导致了人类的全面苍白。近世以来，虽然有人重扛“本能”大旗，妄图恢复人性的力量与荣光——但令人惋惜的是，“人性”作为一个概念，已然被左翼进化论者和道德虚无主义者消解了。“本能”作为“人性”的积极建构者，也被功利主义彻底改造：人的本能就是目的化生存。这样的改造，让本能看上去跟理性是一码事。　
事实上，在私有制未全面盛行之前，除了快感，没有其他理由能让初民们在性事上如此卖力。但不幸的是，私有制很快来临，掌握了权力的父亲将妻子和孩子作为自己的财产——生殖作为积累财产的方式，让他们乐此不疲，而财物的可遗传性在“孩子是自身的再生”这种懵懂观念的鼓舞下，促使了生产力的极大爆发。　
即使在最严峻的时期，生殖意义上的性仍然是被鼓励的。这一度让基督教的经典作家们甚为困惑，因为要区分快感意义上的性和生殖意义上的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从“肮脏的”精液入手，认为射精能带走人的一部分灵魂，教皇西利修斯甚至这样说：“如果玛利亚毫不自律地让孕育基督肉体的子宫、永恒之王的厅堂被男性精液所侵入、玷污，耶稣当然不会选择玛利亚作母亲。”这种彻底根绝性欲的观点被奥古斯丁发扬光大，在这位前半生浮浪后半生坚决禁欲的主教看来，真正的王国属于上帝而不是恺撒，真正的自由就是摆脱为帝国添丁加口的命令。他遭到了他的同事朱利安的质疑，在后者看来，上帝创造了生殖器和精液——上帝创造的东西肯定与邪恶无关。尽管这场著名辩论历时多年，并最终以奥古斯丁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朱利安的思想并未被忽视——后来的教廷基本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是有罪的。手淫、体外射精、口交、鸡奸等受到严厉制裁，英国赎罪书规定，体外射精的苦行期是10年，肛交是15年，口交则要终身修苦行，但谋杀犯修苦行的期限则是7年。上帝训诫人们“多育子女”，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