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历史和文化》-历史和文化-第8章

。”在康普顿·麦肯齐的长篇小说《险恶的街道》（1913~1914年）里，一位学院院长在第一学期的迎新致词里讲道，而这部小说的第三部分发生在“如梦似幻的尖塔”的城市里。对牛津的崇拜和英国式的爱国主义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麦肯齐告诉他的学生主人公迈克尔·凡奈，他说他坚信，“牛津最杰出的人才就是英国最杰出的人才，英国最杰出的人才就是人类最杰出的人才。”麦肯齐是在莫德林学院读的书，那也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学院，1925年，后来的宫廷诗人约翰·贝奇曼也住进了这里华贵的房间。
当时有两类大学生，大力士（hearties）和文艺爱好者（aesthetes）。大力士们划船、喝啤酒、系学院的领带，所到之处总是一片混乱。贝奇曼和其他读书人则属于文艺爱好者，他们系前卫的真丝领带，蓄长发，“永远不清楚学院的体育场在哪里”。艾赛亚·伯林男爵回忆起文艺爱好者阵营的一位同学，当他问对方属于哪所学院时，那位同学回答说：“亲爱的，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唯美主义者们在乔治·艾尔弗雷德·科尔克霍斯特那里喝雪利酒，乔治是一名西班牙语讲师。他们称他为团长，团长的脖子上用细线挂着一块糖是“为了使他的谈话更甜”，而且他戴着一只小助听器，这是“为了听到优秀的评论”。约翰·贝奇曼男爵的诗体回忆录《钟声的召唤》（1960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英语抒情诗集之一，描写了牛津辉煌的20年代，它的年轻文学家、日渐衰老的花花公子和没完没了的香槟晚会—“因为生活就是午餐，自始至终都是午餐”。
百万富翁和艺术赞助者爱德华·詹姆斯也属于贝奇曼的唯美派圈子，他又名加尼迈德，这名字取自宙斯用做掌酒官的那位美少年。詹姆斯将基督教堂学院里他的套房屋顶粉刷成了黑色，用银色丝绸做墙布。于此同时，在隔壁院子里，作家W·H·奥登在从事“严肃”（serious　entertaininig）的艺术。奥登讨厌阳光，所以他在幽暗的房间里招待他的诗人朋友斯蒂芬·斯彭德、路易斯·麦克尼斯和泽西尔·戴·刘易斯，这些人当时都在牛津学习。奥登身穿特别宽松的黑色男礼服，同他们一道起草马克斯主义世界革命的基本特征，朗读他的诗作。1956年，这位“奥登帮”的领袖返回牛津大学担任诗歌教授。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6节　文学的牛津（3）
论起行为古怪的人来，没有人比得上奥登的同学哈罗德·阿赫顿。他的战斗口号是“回归红木”，而他的房间被漆成了橘黄色，他则站在阳台上，手拿一只喇叭对着基督教堂学院的草地朗读艾略特和他自己的诗作。当时，凡注重自身形象的人，都肩背哈罗德·阿赫顿设计的牛津包，穿着有束的宽松裤。据《名人录》称，他最喜爱的活动是：“狩猎庸俗的人”。是的，他是个势利鬼，也是个鉴赏家，是英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唯美主义者，比安东尼·布兰奇—伊夫林·沃以他的朋友哈罗德·阿赫顿为原型塑造的好卖弄的“布赖兹海德”人物形象，还要欣喜若狂得多。如果这位“布赖兹海德”英雄塞巴斯蒂安出门时总是抱着一只泰迪熊的话，那么伊夫林·沃眼前浮现的就是他的朋友约翰·贝奇曼，贝奇曼也抱着他的泰迪熊阿切巴尔德·奥姆斯比…戈勒在牛津街头闲逛。
这种布赖兹海德风格，大学里的孔雀和斑鸠共存的世界，不仅刺激了大力士们。1929年D·H·劳伦斯写了一首讽嘲诗，《牛津的声音》。这是一首用牛津口音写的讽刺诗，那上面都印上了上层精英的标记：“噢，如此诱人地出众／如此诱人地打动自己／希冀出众—／我们不会坚持它一会儿／但我们是／我们是／你承认我们是／出众的。”在奥托林·莫雷尔夫人的沙龙里，在她的加辛顿田庄上，他听腻了这种矫揉造作、懒散傲慢的腔调。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成员和来自牛津的年轻俊杰们，他们全都聚集在那里。那是连斯蒂芬·斯彭德都没有体验到的那种同类相投的气味，虽然他从“牛津口音”的源头上进行模仿。史班德在他的自传《世界里的世界》（1951年）里形容当年的这所大学是“一个受阶级观念统治的集体”。最根本的公学和金钱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你没有钱，“在牛津就会被排除在牛津大学之外”。史班德更强烈地感觉到的不是他的局外人角色，而是大学本身的孤立，尤其是它跟他那一代热衷政治的作家们发生的事件的隔绝：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变革。“我们是被分裂的一代，哈姆莱特的年代。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再也找不回来了。”
当这个世界变成一片废墟而古老的牛津印象也破灭了的时候，伊夫林·沃的长篇小说《再见布赖兹海德》于1945年问世了，这是对他的年轻时代的世外桃源式生活的感伤眷顾；然而同是20年代时的这所大学却遭到了他的同学斯蒂芬·斯彭德的无情批判。伊夫林·沃讲述的是一段友情和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的故事，有关查尔斯·赖德尔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著名学院小说。牛津，贵族和草莓野餐，伊夫林·沃以这一混合物创造了他的“G。E。C”，这是南希·米特福德所称誉的一部“伟大的英语经典著作”（Great　English　Classic）。他自己所看到的牛津的弱点，反而加强了这部浪漫的历史巨作的成功，尤其是在1981年被耶莱迈·埃隆拍摄成电影之后。
没有哪部小说对当代牛津大学的形象比《再见布赖兹海德》的影响更大。从那以后，更多的游客和泰迪熊涌进了这座城市，然而这部畅销小说的成功带给大学的麻烦不及它的布赖兹海德形象。1986年，一位女大学生在考试结束后欢庆时死于酗酒和吸毒。牛津大学发生的这一死讯刊登在报刊头条，因为死亡的女学生不是一位普通女生，而是奥利维亚·钱农，一位部长的女儿。人们在她的一位贵族男友的房间里发现了她，就是在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的房间里，在基督教堂学院里。这是“再见布赖兹海德”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则神话的不幸和阴暗的一面。荒淫和禁欲一样同属于牛津大学，每当大学生中“最时髦的人”发生什么有着奢华或者淫荡特点的丑闻时，人们就会引用这一布赖兹海德症状，好像生活就是文学的佐证似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夫林·沃的长篇小说是和“英国雅典”著称的牛津的漫长告别。牛津大学的特殊地位以及它的文学光芒消失了，结束了。但牛津人至今都在英国的文学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像文学史家约翰·凯里、彼得·康拉德、特里·伊格尔顿、埃尔米奥娜·李、抒情诗人和英国文学家托姆·波林、出版商和作家迈克尔·施密特、评论家理查德·英格拉姆斯和约翰·威尔斯、新闻工作者如詹姆斯·芬顿、A·N·威尔逊、克利斯托弗·希钦斯、彼得·斯托瑟德、安东尼·思韦特、玛丽娜·沃纳、梅尔文·布拉格—在所有的传媒和文学评论界里，牛津人如此之多不免招来了人们的指责，说他们构成了一个牛津文学黑帮。20世纪的英国作家很多也都是牛津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和V·S·奈保罗、约翰·布肯、格雷厄姆·格林和菲利普·拉金、金斯利·阿米斯和他的儿子马丁·阿米斯、克利斯托弗·汉普顿、威尔·泽尔夫、尤利安·巴恩斯和珍妮特·温特森，但这座城市本身几乎并没有启发他们的写作灵感。伊恩·麦克尤恩为了完成他的柏林小说《无辜者》中的某个情节，他曾经请教默顿学院的一位病理学讲师。这就是牛津作者的优势，他几乎能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找到所有课题的专家，即使这个课题跟麦克尤恩生活到2002年的那座城市一点关系都没有。
艾莉丝·默多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十分特别，她在牛津大学学习、教学，并生活在这里，像她这样一生都在了解这个地方及其人们的人十分少有。她的小说则将牛津反映为一种精神生活形式—自我认识、自由、决定论、性欲和道德，总是围绕着有关哲学和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于艾莉丝·默多克来说，小说是“精神反映的厅堂”，是教师公用室的光华笼罩下的种种角色。她的伟大的思想小说《书和兄弟》（1987年）讲述了一群朋友的故事。那是考试结束30年后这群人相聚在学院的一次舞会上发生的一则充满激情、思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