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历史和文化》-历史和文化-第7章

1964年，在菲尔比出逃一年之后，“第四人”也被揭露出来了。他是女王的艺术顾问，负责管理王室藏画，女王因他所做的贡献将他晋升为了骑士。他由于主动招供而免受惩罚，直到15年后他早就光荣地卸下了一切职位时，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才在1979年11月公布了议院里这位叛国者的名字：安东尼·布伦特男爵，王室的艺术家，斯大林的间谍。这一丑闻在上层社会引起的震动远远大于爱德华八世的逊位。布伦特是“我们中的一员”（oneofus），和“老男孩”来自同一个圈子。俱乐部、研究院，他们曾经共享过一切，有时甚至同床共寝过。剑桥大学的间谍们背叛了他们的阶级，这比出卖国家还要严重。布伦特声称：“我选择了良心。”这位使徒叛国为的并不是几块钱。菲尔比和伯吉斯也觉得自己是为了信仰才叛国的。牛津大学教师莫里斯·鲍勒称他们为“秘密网络”，它的重要人物都是双料间谍和双重道德的天才，知识分子冒险家，他们对他们的出身、对使徒俱乐部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个值得尊敬的剑桥大学俱乐部难道不是一直保持着秘密组织的名声吗？使徒俱乐部的许多老成员受到过令人尴尬的审讯。揭露出来的不是克格勃的其他鼹鼠，而是被分裂的一代人的情感矛盾。
吉姆·菲尔比及其朋友们不是剑桥大学惟一的间谍，使徒俱乐部汇聚的主要是文学人才。但卡文迪什实验室里也有一只鼹鼠：皮奥特·卡皮察，欧内斯特·拉瑟福德的宠儿和合作者。卡皮察将核研究的成果交给莫斯科，它们是苏联原子弹计划的核心之一。另外还有乔治·布莱克，他不是使徒，不是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也没有性丑闻，他是唐宁学院的一名非常普通的毕业生。但布莱克在冷战时期不仅出卖了很多西方间谍，而且出卖了“黄金行动”—英美的那个在柏林分界线下挖地道、接通苏军电话网的计划。伊恩·麦克尤恩的柏林长篇小说《无辜者》（1990年）就取材于挖掘这条地道。
在图书、剧本和电影里，作为媒体效果特别强烈的剑桥民间文学的角色，克里姆林宫的鼹鼠们深深铭刻在民族心灵里。当安东尼·布伦特1983年去世时，《泰晤士报》为他刊登的悼文占了整整三版，像一位国家领导人逝世似的。吉姆·菲尔比也一样，1994年他的遗物像摇滚明星的遗物一般，被拿到索思比拍卖会拍卖。苏联最忠诚的间谍来自剑桥大学，但最好的间谍小说却是牛津大学人创作的—将其作品的初版献给吉姆·菲尔比的格雷厄姆·格林（他本人替M16工作过3年）和约翰·勒卡雷，他大学时为情报部门监视过左派同学。斯迈利，勒卡雷作品中忧伤的主人公，比谁都更好地代表了剑桥大学间谍面对忠诚时的矛盾心理。
在斯迈利曾经就读的基督圣体学院里，悬挂着一幅剧作家克利斯托弗·马洛1585年的肖像。这位将舞台和伪装技巧掌握得恰到火候的莎士比亚的对手，是无神论者和同性恋者，做学生时就有人说他也卷进了情报生意。据说，伊丽莎白一世的枢密院招募了他监视学院里从剑桥大学去莱姆斯上英文课的天主教徒，那里是天主教牧师和潜在政敌的培训中心。在早早地暴死于一家客栈里之前，这位诗人会不会也是位双料间谍呢？克利斯托弗·马洛不是剑桥大学间谍中的惟一先驱。他的同时代人约翰·迪伊博士，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数学家、地理学家、术师和犹太神秘教派教徒，当时的一位杰出学者，不仅仅担任伊丽莎白一世的星占学家，而且在欧洲大陆担负着外交使命。他的密码信件以“007”这个暗号签名。伊恩·弗莱明的间谍精英詹姆斯·邦德当然也在剑桥读过大学。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5节　文学的剑桥（1）
我不清楚，有没有人前来剑桥大学，寻找我的足球靴钉子在开裂的大门外的黑色泥地里留下的脚印，或调查我穿过庭院前往我的导师的楼梯时头巾留下的影子；但我知道，当我走过这些令人敬仰的墙壁时，我比游客更饶有兴趣地想到了弥尔顿、马弗尔和马洛。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回忆，讲诉》1951年
唐宁学院有只猫儿，名叫皮克维克。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那只猫名叫斯特拉，取名于菲利普·悉尼男爵1591年写给斯特拉的情诗。在彭布罗克学院，我迎面见到托马西娜，这是托马斯·格雷为那只发出呼呼声的猫儿竖立的纪念碑。托马斯·格雷于18世纪生活在这里，为一只淹死在金鱼池里的猫写下了那首感人肺腑的颂歌。托马西娜的接班者也有一个透着文学气息的名字—基特是克利斯托弗·斯马特的猫儿的名字缩写，斯马特是格雷在学院里最大的对手，死于精神错乱，他也没忘给我们留下一首颂歌赞美他的猫儿若弗利，描写是那样富有诗意，彭布罗克学院的现任院长仍然将他的咖啡色的缅甸猫儿叫做若弗利。
在剑桥大学，我们聊天时稍一跑题就会谈到了文学。它无处不在，从弥尔顿的桑树到拜伦的游泳池，在三一学院图书馆的手稿橱里，在格兰切斯特城外的茶道仪式里，在鲁珀特·布鲁克的水果园里。1951年，剑桥的戴顿·贝尔书店的一则广告又回到了传统的惯用语：“总的来说，今天的剑桥诗人就是明天牛津标准的作家。”
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克利斯托弗·马洛，英国浪漫派三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拜伦，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爱德华·布尔沃欣20世纪文学界的爱情悲剧也开始于剑桥大学，在1956年的一场晚会上，特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特在剑桥大学首次相遇。
牛津大学毕业生伊夫斯·沃说，剑桥大学出好作家，牛津大学出好作品，他的《重访布赖兹海德》所受到的欢迎甚过任何一部剑桥小说，虽然剑桥大学在文学作品的划船比赛中要比牛津大学长上几书橱。强调风格的差异而非共性，这也属于两位对手在学识上的竞争。彼得·阿克罗伊德写道，沼泽地的严寒气候，数百年的与世隔绝，在剑桥形成了比快乐的、都市化的牛津“更严肃的道德性”。长期以来，这种气氛主要是增强了抒情诗的细腻而非小说的轻佻。阿克罗伊德本身是剑桥人（和小说家），他还补充说，从卡洛尔·刘易斯到《查理的姨妈》，牛津的气候显然更适宜于无稽之谈、富于幻想的荒谬游戏。在深受欢迎的犯罪小说和幻想小说的文学体裁里，牛津也占有主导地位。如此看来，人们常讲的地方保护神的说法难道是实有其事啦？
“剑桥，诗歌之母。”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剑桥大学的文学史学家莱斯利·斯蒂芬男爵讴歌道。这所大学有理由为它的诗人们感到骄傲，可它到底为扶持它的天才做出了什么贡献呢？什么也没有，坦尼森在1830年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回答道：“……你声称要教育/却什么也不教我们，不供给任何精神食物。”剑桥作家们的传记和作品充满了对母校的抱怨。抱怨教师“有充足的业余时间，有限的学识”（弗朗西斯·培根男爵），抱怨“不切实际”和“讨厌的平原风景”（坦尼森），抱怨“剑桥可恨的宁静”（柯勒律治）。约翰·弥尔顿在一首五音步诗里抱怨说，这是最不适合阿波罗及其缪斯之子们的地方，完美得就像在剑桥所学的知识。他主要是咒骂呆板的教师和讨厌的气候。柯勒律治写道，剑桥“纯粹是风的宫殿”，他在耶稣学院的房间是那样的潮湿，1791年的第一学期他就不可避免地患了风湿，卧床不起（常年服用鸦片）。他的前任乔治·赫伯特和劳伦斯·斯特恩死于肺结核，估计是在剑桥学习的后果。沼泽地里的这座魔鬼之山，自然科学家们的麦加圣地，剑桥竟然培养出了这许多作家，真是一桩奇迹。
虽然剑桥的文学俱乐部比除伦敦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多，但只有极少的作者保持着长期联系。格雷厄姆·谢奈在他的《剑桥文学史》里评论说，大多数是“年轻的候鸟，它们看重影响、知识和友谊，对制度和教条嗤之以鼻，远走高飞”。这所大学始终只是一个过渡站，是蓄电站，是很多人通向荣誉的桥梁。“剑桥，名声桥，”弗里德利克·拉斐尔在诗中写道，他用词汇游戏表明了他的成功，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大开眼界》的剧本作者。而留在剑桥大学的诗人们大多数性情内向，文学成就不大，如托马斯·格雷、豪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