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第64章

我一方面劝这些欧洲朋友结婚，同时还鼓励印度朋友们把他们的家眷　都接来。凤凰村就这样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有半打家属来到这里定居　下来了，而且开始繁殖起来。
第二十三章　家务一瞥
上面已经谈到，家庭开支虽然很大，我们在杜尔班时即已开始有了俭　朴的倾向。但是根据鲁斯金的教训，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住家受到了更加严　格的检查。
凡是一个律师的家庭所能够达到的检朴，我都实行了。没有一定数量　的家具是不行的。
内心的改变比外在的改变要大一些。个人从事一切体力劳动的兴趣增　加了。因此我也开始根据这种纪律来教育我的孩子。
为了不买现成的面包，我们开始按照库赫尼的食谱自制不发酵的黑面　包。普通的细面粉做起来并不好，我们以为用手磨的面粉一定要更加简单、　营养而又经济。所以我便花了七英镑买了一个手磨，这个手磨的铁轮子一个　人推起来可很吃力，两个人就很轻便了。波拉克和我，还有孩子们就常常磨　面粉。我的妻子有时候也帮一手，虽然磨面的时候，往往就是她在厨房里忙　于做饭的时刻。波拉克夫人来了以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磨面是孩子们一　种很有益的运动。我们从来不强加给他们做这种或其他工作，他们来帮一帮　忙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一旦累了，随时可以跑开。然而这些孩子们，其中　有几个我以后还要有所介绍，从来没有耽误过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落　后的人，但是大部分都干得很起劲。我记得当时很少有不愿意工作或借口疲　劳而逃避工作的。
我们雇了一个佣人照顾房子。他象家人一样的同我们住在一起，孩子　们也常常帮助他工作。市政厅的清道夫负责倾倒粪便，但是厕所是由我们自　己打扫的，从来不叫佣人、或指望佣人去打扫。这对孩子们是一种很好的锻　炼。结果我的孩子没有一个看不起清道夫的工作，对一般清洁卫生自然是比　较注意的。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家里很少有人害病，偶而有之，也　总是由孩子们自愿担任看护。我并不是说我对他们的文字教育漠不关心，不　过我丝毫也不犹豫牺牲这种教育。所以我的孩子们多少有些理由埋怨我。事　实上他们有时也不隐藏这种不满，而我多少也得承认有缺点。给他们文字教　育的愿望是有的，我甚至于想亲自给他们上课，但是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耽误下来。由于我没有为他们安排家庭教师，我每天都带着他们徒步往来于　事务所——大概要走五英里路的样子。这给他们和我很好的运动。如果没有　别的什么牵挂，我便利用路上谈话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教育。除了大儿子哈里　拉尔住在印度之外，我所有的孩子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办法带大　的。只要我天天至少抽出一小时对他们进行严格而有规律的文字教育，我想　一定会给他们一种理想的教育。然而我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文字训练，这一　直是他们和我同感遗憾的事情。大儿子常常私下对我表示不满，有时甚至在报上公开表示；其他几个则认为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失败而对我慷慨地加以　宽恕。我倒不是为这件事感到悲痛，但是多少有点遗憾的，是自己并没有成　为理想的父亲。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文字教育是由于我真诚地、也许是错误地相信是为　侨团的服务而牺牲的。
我非常清楚为了形成他们的品格，我并没有忽略一切必要的教育。我　相信适当地提供这方面的教育，是做父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虽然作了这　些努力，但是每当我的儿子发现有什么欠缺的时候，我确信，他们所反映的　并不是由于我对他们的照顾不周，而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双方的缺点。
孩子们不但继承父母的肉体上的特征，而且还继承他们的气质。环境　固然很重要，但是小孩子开始生活的原始本钱却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　我也看见过许多孩子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遗传的影响，那是由于他们所继承的　是纯洁的灵魂。
波拉克和我常常因为应当不应当给孩子们英文教育的问题争得面红耳　赤。我一直认为作为印度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用英语思想和谈话，　那就等于背叛了他们的孩子和国家。他们剥夺了孩子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　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出于这些想法，我便决定日常　都用古遮拉特话同孩子们交谈。波拉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是在糟蹋他们　的前途。他始终认定，如果孩子们从小就学象英文这样一种普遍通用的语文，　他们将来在生活的竞争中就会比别人占到很多便宜。他这种见解并没有说服　我。现在我已不记得是我的正确态度说服了他呢，还是因为我太顽固而使他　作罢。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二十年以前，而我的信念却随着经验而加深了。我　的几个儿子虽然因为缺少充分的文字教育而吃亏，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的本　族语言的知识对于自己和国家却有好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象外国人那　样感觉陌生了。他们很自然地会了两国语文，用英文讲话和写作对他们来说，　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日常同广大的英国朋友有所往来，而且他们住在一个主　要是讲英语的国家里。
第二十四章　朱鲁人的“叛乱”
我虽然自以为已经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了，我却没有过过定居的生　活。我刚刚感觉自己可以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了，却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　的事情。报纸上发表了朱鲁人在纳塔耳“叛乱”的消息。我对于朱鲁人没有　冤仇，他们没有伤害过印度人。我对于“叛乱”本身是有怀疑的。但是那时　我相信不列颠帝国是为世界的福利而存在的。一种真诚的忠心甚至不让我对　帝国有恶意的想法。因此这次“叛乱”的是非似乎不致影响我的决定。纳塔　耳有一个自卫义勇队，它还在招募新人。报上说这支队伍已被动员去平息“叛　乱”。
因为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是纳塔耳的一个公民。　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如有必要，我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他　立即回信接受这个献议。
我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幸亏我在没有写信以前，就　把一切必要的安排都准备停当了。我早就决定，如果我的建议被接受，我就　把约翰内斯堡的家拆散，波拉克打算住一个较小的房子，而我的妻子则到凤凰村去安顿下来。这个决定她是完全赞同的。我不记得象这样的事情，她有　哪一次曾妨碍过我的意图。所以省督的回信一来，我便给房东一个正常的通　知，要求一个月内退租，有些东西送到凤凰村，还有一些东西留给波拉克。　然后我便到杜尔班去征求队员。我们不需要大队人马，一共只有二十　四人，除我以外，还有四个古遮拉特人，其余的都是南印度满期的契约工人，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巴丹人①。
①巴丹人（pathan）是印巴分治以前毗邻阿富汗的部落民族，事实上　是阿富汗的一个民族——译注。
为了给我一个职位和便于工作，而且也根据当时的习惯，医务长给了　我一个上士的临时军衔，并由我遴选三个中士和一个下士。我们还从政府方　面领到了制服。我们的救护队积极工作了差不多六个星期。我一到“叛乱”　地点，便晓得那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叛乱”的事情，也看不见有什么　抵抗。这一场骚动之所以过甚其词地被称为叛乱，是因为有一个朱鲁首领劝　人不要缴纳一种向朱鲁人征收的新税，而且杀害了一个前往收税的军士。总　之我是同情朱鲁人的，因此到了司令部以后，听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看护受　伤的朱鲁人，心里便高兴了。主任医官出来欢迎我们。他说白种人不愿意为　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因此他们的伤口便溃烂起来，使他束手无策。他以为　那些无辜的人，得到我们的看护，真是如天之福，所以他便把绷带和消毒药　水等全都交给我们，把我们带到临时医院去。朱鲁人看见我们很高兴。
那些白种人士兵常常站在栏杆那边望着我们，想叫我们不替朱鲁人包　扎伤口。因为我们不理会他们，他们便激怒起来，破口辱骂朱鲁人。
后来我逐渐和这些士兵接近，他们也就不再干预了。在这些士兵的指　挥官之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礼上校，他们在　1896　年的时候曾经激烈地　反对过我。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惊讶，特别来看我并向我道谢。他们把我介　绍给马赓志将军。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