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239章

“你和那些朋友还经常来往吗？”她又抿了一口酒。
“当然，我们都是患难之交能不来往吗？我们刚平反那阵柳六一、左子海和章子野都还没有工作，经常到我家里聊天，说得最多的还是理想和人生。我们有两个共识，第一，不管我们过去受了多大的罪，都不能忘了国家和人民。虽然再也不会说要去拯救天下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这样的傻话，也不会再相信那些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我们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忠实信徒，不论他是皇帝还是上帝，但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疾苦我们一直还在关注，因为生我养我的就是这片土地。第二，那就是做人要清白。我在工商局工作，左子海、柳六一在银行上班，如果要腐败的话都有很多机会。但我们都坚守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要廉洁不能贪腐，因为道德标准是高于法律的。我刚调到工商局时我爸跟我说：‘铁戈，工商局是和经济打交道的，千万注意别在钱字上摔跟头。我快离休了，我要保持晚节，你们做儿女的也要帮我保持晚节。’我说：‘老爸，监狱那么肮脏我不是一尘不染吗？政治上我是清白的，在经济工作中我一样能保持清白。’八八年我调到另一个一个工商所当所长，当时省粮食厅和省工商局有文件，粮食出省必须要地区一级粮油公司批准，而且还要交费，一包一百八十斤的大米要收五块钱，红州县粮食系统的人认为不划算就盯上我了，因为我的管辖区卡住了红州县通往梁湖县唯一的汽车渡口，他们派人到我家送来四千块钱，并说好我每放一个火车皮的粮食他们就给我一千。他们说每年都要调出几千吨粮食，保证我一两年就能当上十万元户，八十年代万元户还是很诱人的，何况是十万元户？诱惑力的确很大。我说钱是个好东西，谁不爱钱？但这种黑钱我不能要，拿了它玷污了我的清白。那人说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说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可欺天不可欺。那人笑我傻，我说谁傻还不一定，别以为自己做得高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半年以后他们都判了，扯远了不说这些。现在各人有各人的家，工作都很忙，接触得少了，就我退休了是个闲人，我去得最多的就是辛建那里，一般两三年去一次。”
“辛建在哪里？”
“他爸爸七一年调到齐河钢厂任党委书记，他后来调到齐河钢厂去了。在红州的只有郎超雄和叶一彪，有时我也去坐坐，聊聊天。封老大到处有工地，他儿子封顺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他就把所有的工地都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到处拉关系接活，余下的时间就开着奔驰吉普天南海北到处玩。九九年我病退后他年年都带我出去旅游，广州、深圳、上海、苏锡常、杭州、贵州、丽江，一年跑两三个地方，反正哪儿好玩就上哪儿玩，吃喝拉撒睡都是他买单，我就是出一副好下水可劲往里装。他说了，那几年在看守所受的罪一定要补回来，不然这一生亏大发了。”
何田田轻轻地叹了口气：“你们多好，还有这么多朋友时常在一起聚聚，真叫人羡慕。我一个人在哈尔滨就像失群的孤雁，我好孤单哪！”说着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
铁戈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劝慰道：“田田，别哭别哭，咱们现在不是都过得很好吗？”
何田田掏出手绢揩干眼泪：“要说我从小在物资生活上没有受过委屈，可人是需要友情的。想起六八年武斗突围，六九年封老大带我们打起坡，七一年咱们处对象，挖冬笋、偷桃子、炸鱼就像是昨天的事，真叫人怀念哪。三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想回白菂河看看，调离白菂河那天我的心就留在这个地方，白菂河是我心灵最后的归宿，因为在这里我们错过了青春，我们的青春是无花的青春。”
何田田这么一说连铁戈的眼圈都红了，他默默地举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酒，又掏出烟闷头吸着。
“铁戈，记得在大庙的那天晚上我们还谈到十二月党人的事。要说十二月党人还举行过起义，曾经跟沙皇的军队真刀真枪地干过。你们当年啥事也没干，为什么吃了那么大的的亏？”
何田田还在耿耿于怀。
有分教：
东风吹断江南梦，锦样年华水样流。
空对金樽悲往事，怆然写就两眉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20。…第一百二十回　究根源细说蝴蝶效应（大结局）
第一百二十回
究根源细说蝴蝶效应
指西天血色青春祭坛
书接上回。
铁戈喝了口酒，狠狠抽了一大口烟，大团的烟雾包围着他的脑袋，良久他缓缓地说道：“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张春桥曾经说过红卫兵是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从六七年姜军第一次坐牢起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姜军他们那些年轻人听了最高领袖的话，怀着一腔热血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他们到底执着地追求着什么？他们的奋斗又是为了什么？也许会有很多解释，但我却认可一种说法，文革中红卫兵们就是一群大战风车的唐·吉珂德式的蠢货，愚昧、盲从、冲动、残忍，特别是那些高干子弟红卫兵，连自己的老师校长都敢杀，到头来被抛弃了不说还落得个千古骂名！所以有人说人类有个共同的暴君，它的名字叫‘愚昧’。他们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正如柯庆施要求的那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我们那时候对于毛泽东的崇拜是无条件的，绝对是毛泽东最虔诚的粉丝，现在那些追星族们的疯狂跟我们那时的虔诚绝对无法相比。我曾和一些七五年以后出生的人谈起过文革中发生的事，他们听了以后认为我肯定是在编故事，更何况那些八零后、九零后的新新人类了，他们对当年红卫兵狂热的献身精神和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永远也无法理解，在他们眼里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绝对是一群飚子。说到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理论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什么理论？”何田田很奇怪。
“就是‘蝴蝶效应’。”
“啥叫‘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一词来源于‘混沌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仑兹一九六三年提出来的，他说‘美洲亚马逊河边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相应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其他系统极大的变化。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系统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别的系统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听起来颇为荒诞，但它说明了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那么文化大革命和混沌理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何田田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理论，不明白其中的奥秘。
铁戈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一步步抽丝剥茧地看，毛泽东在四九年取得政权以后从五零年镇反运动开始，到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六十年代的社教、四清再到文化大革命，一直不断在开展各种政治运动。也就是说从四九年起直到七六年为止，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搞了二十七年，中间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就连三年大饥荒时还在搞反瞒产运动，而文化大革命只是这一系列运动中时间最长、闹得最凶、后果最坏的一个运动，这实际上是一个革命癖的总爆发。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爱干净，但有些人有洁癖。爱干净和洁癖是两码事，其区别就是不能过分。毛泽东视他的敌对面为心腹大患，时时刻刻都觉得江山不稳，政权要变质，国家要变修，所以并不是他偶然在某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要搞这场运动，而是历史的必然。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到现在仍在争论之中，有人说他是要反修防修，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有人说他是要打破周期律，让人民监督政府；也有人说五九年他退居二线以后觉得大权旁落，为了重新掌权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垮刘少奇以夺回失去的权力。我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到底咋回事我弄不明白。但不管怎样毛泽东在北京扑腾了几下翅膀，就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长达十年之久的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为祸之烈亘古未有。不管他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