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240章

运动，为祸之烈亘古未有。不管他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仅见的一场灾难。那时候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制造冤假错案、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巨大机器，无端的指控、无妄的罪名、无耻的伪证、无情的判决伴随着无数的“罪人”。从最基本的学习班、批判会到流放地（五七干校）、看守所、监狱、刑场，多少人饱受折磨甚至丢掉生命。人们无法知道政治宣传、欺骗国民、隐瞒事实和历史真相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抗战历史，不知道镇反运动、公私合营、反右的历史真相，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犯下的那些暴行，我们不知道洋务运动的真相，不知道太平天国上层人物的腐朽，我们不懂得胡适，不懂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连一个真实的蒋介石都不知道。探索了多年的真理，到最后却是问道于盲。我们被蒙蔽了，整个国家听命于一个人意志的支配，个人意志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我觉得现实和理想永远难以糅合到一起，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成了下一代人嘲讽的噱头，学雷锋做好事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理想、信仰统统跪倒在拜金主义脚下，没有公理没有公信，贪腐成灾贪官成堆，贪官不再是极少数人而是形成了一个阶层，看到这些除了无语就是无奈，我们的长辈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究竟是为什么？他们还能含笑九泉吗？当这些年轻人听从领袖的号召投入到疯狂的造反运动中去时，谁会知道自己将来会收获屈辱、折磨、判决和死亡？”
何田田点点头：“喔，我有点明白了。这就是说最初极小的偏差，引起了结果极大的差异。这可能也许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也许吧，实际上他在文革中几次失去了控制力，‘三支两军’就是他不得不求助于军队的例证。最明显的就是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简直就是直接跟他叫板。那是一次全体国民感情的巨大宣泄，是一场面对面的抗争，更是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也充分证明了人民不可能被永远愚弄下去。你可以把男人阉割掉使他成为生理意义上的太监，但你如果想把所有人的思想都阉割掉，使之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太监’，也许会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永远得逞下去，我们不是也当了很多年的精神‘太监’吗？但蒙蔽不可能持久，因为蒙蔽是由谎言编织而成的，真相就在谎言的背后。我心里原来有一座丰牌，在批林批孔中，在学习班里，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在监狱里服刑的时侯，那座丰碑一直矗立在我心中，当我亲眼看到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案子，还是没有觉醒，直到真理大讨论时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蠢，从那以后我心里的那座丰碑就坍塌了。记得我在给你的那封信里曾说过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经过真理大讨论以后我像拉撒路一样重新站起来了，不再迷信任何人，不再盲从任何理论，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文革中的那个铁戈真的死了，现在的铁戈才是真我。”
“铁戈，我发现你的思想比以前深刻了很多，再也不是当年的莽夫了。”何田田赞叹道。
“有人说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所以对历史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当我刚刚被捕时，我认为这是当权派整造反派。七七年我在监狱里碰到一个人，他叫龚瑾，是通山县反潮流的一号召集人。龚瑾的父亲曾被董必武聘为武汉中学的教员，和陈潭秋还是同事。龚瑾的哥哥原来是抗美援朝的空军英雄，在文革中是冲派的一个头头，带人冲过国防部。和龚瑾一同分到我们五中队的还有一个叫陈绪强的人，这个人原来是通山县保守派的一个头头。我当时就想通山县怎么连保守派的人也抓？这我就不明白了。龚瑾告诉我说他在批林批孔时把以前的钢派、新派和保守派统统联合到一起造县委的反。七五年六月龚瑾被捕，因为陈绪强批林批孔时造过反，当然是在劫难逃，四人帮一垮台陈绪强也被捕了。很多年以后我从网上看到不少资料，在文革期间不管是钢派新派还是百万雄师其实都不过是某些人手上的工具，七二零事件以后百万雄师不也遭到残酷镇压吗？所以不论是这一派镇压那一派，还是那一派打击这一派，都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如果这样看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王为仁曾经也是造反派，他不就残酷地迫害过我们么？所以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不论你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罢，只要你侵犯了当权者的切身利益，他就会整你抓你镇压你。田田，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当官的手上有权，可以为所欲为。”
“田田，你只说对了一点，但很肤浅，实际上这是个体制问题。咱们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流传着一言九鼎的成语。相传夏禹铸九鼎，九鼎象征王权。一言比九鼎还重，那只能证明权大于法。帝王的一句话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当权者一句话可以决定小民的生死。我被判刑时连审讯的过场都没走，拉出去直接就判了……”
何田田惊叫道：“还有这事？太不可思议了。”
铁戈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说道：“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思考了许多年，现在慢慢地想明白了。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权大于法什么怪事都能整出来。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而腐败并非只是指官员们在物质上、金钱上的贪欲，更包括他们对权力的独占性和使用上。几千年中国的封建专制就是这样，是人治而不是法制。路易十四说过‘朕既天下’。皇帝把天下当成是自己一家的天下，皇权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人们就会把帝王掌控整个国家的权力这一现象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早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于是各道、府、州、县、乡、里、保、甲的官吏和管理者们就拥有极大的权力，都把帝王交给他们管理的辖区当成自己的食邑，拿其治下的草民不当回事。他们的话在当地就是法律，诬良为盗、草菅人命，予取予夺，随心所欲，所以咱们中国就有土皇帝一词。如此一来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权大于法，所以中国自从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只能是人治而不是法制。中国的汉字也很有意思，人民的民字是什么意思？贾谊说：‘夫民之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董仲舒也说：‘民之号，取之暝也。’意思是说‘民’这个称呼就是愚昧无知，这也说明所有的统治者始终都认同孔老夫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你知道吧，过去还有一个官职称州牧。”
“我知道，《三国演义》里刘表就是荆州牧，袁绍是冀州牧。”
铁戈继续解释道：“州牧是个什么官呢？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为什么叫州牧呢？牧是指牧民的官，也就是把老百姓当成皇帝老子的牛羊那样管理，实际上就是把天下苍生当做皇帝的私人财产供皇帝一人驱使。既然老百姓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那就不是生理意义上的人，地方官当然就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处置了，这样一来哪还有法制可言？”
何田田说：“一个人把天下当成家产，那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秦始皇才希望‘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此计，二世三世，至千万。’”
铁戈接着说：“所以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当官的那样恨自己的对立面？说穿了真的很简单。记得文革初期红卫兵们一会儿要打倒美帝，一会儿又要打倒苏修，还有什么日修、蒙修，反正天天在那儿寻思打倒帝修反，好像在某一天早晨美帝苏修就要颠覆咱们中国，其实那种危险都是虚幻的，是被人为地夸大的东西，对当权者不会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当权者认为对他们真正构成直接威胁的是那些揭竿而起的造反派，是近在咫尺的造反者而不是远在国外的侵略者，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不错，红卫兵、造反派是造过他们的反，批斗过他们，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他们的命运并不真正由造反派决定，他们的命运全都掌握在比他们更大更高的官员手上。你看哪个当权者是真正被红卫兵、造反派打倒的？全国所有的大小官吏升迁贬谪哪一个不是他的上级决定的？从文革一开始打倒的‘三家村’，到后来的刘邓陶王、彭罗陆扬、林彪、黄吴李邱，直到最后的四人帮，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