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5章

，其原因即在于此。至于更进一步想要改变全国人民的风气，更是谈何容易，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既不能单靠政府命令来强制，也不能依赖宗教的教义来说服，更不能仅仅通过衣食房屋等的改革从外表来引导。唯一方法是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碍，使全体人民的智德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的地步。假使这样能够打开改变人心的端绪，则政令法律的改革自然可以畅行无阻了。人心有了改变，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至于那些衣食住等有形物质，必将随自然的趋势，不招而至，不求而得。所以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移，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
以上所述仅限于谋求文明的顺序，但我决不是说有形的文明完全无用。有形也好无形也好，不论求之于国外或是创造于国内，都不应有所轩轾。只是要看当时的情况，察其先后缓急，而决不是全然否定。人的才能是无限的，既有身体的才能，也有精神的才能，它所涉及的范围极广，需要的方面极多，因为人的天性本来是趋向于文明的，所以只要不伤害天性就可以了。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例如，在原始时代，人们都重视膂力，它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势必要偏重于权力这一方面，而运用人的才能的范围则是非常狭窄的。后来文化稍微进步，人的精神渐渐发展起来，智力也自然取得了地位，而与膂力相提并论，两者互相制约，取得均势，于是才稍微克服了偏重权威，而发挥人们才能的范围也有了扩大。但是在古代，由于膂力和智力并用的机会很少，膂力只用于战斗，而无暇顾及其他。至于对衣食住所需物资的取得，只不过是利用战斗的余力罢了。这就是所谓尚武的风俗。当时智力虽然逐渐有了地位，但因忙于维系野蛮的人心，致使智力未能运用于康乐和平的事业，而只是用作治人的手段，并且还得和膂力互相依存，以致未能取得独立的地位。试看今天世界各国，不仅在野蛮的国家，即使在半开化的国家，凡是智德兼备的人，都是通过种种关系而服务于政府，并依靠政府的力量从事于治人的工作。即或偶尔有不从属于政府而为自身工作的，也不过是研究古典，或陶醉于诗歌等文艺之中，可以说并未能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后来，社会上的事情逐渐复杂起来，身心的需要也逐渐增加了，于是社会上有了发明和研究，工商业日益繁荣，学术的发展也越来越多样化了，因此不能再满足于往日的简单状况。于是，战斗、政治、古学和诗歌等，只不过是人事中的一个项目，而丧失了独霸的权威。最后，千百种事业同时并举，互相竞争，形成彼此势均力敌的状态，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人的品德进步到高尚的境界。直到这个时候，智力才跃居上位，文明才有了显著进步。人类的活动越单纯，用心也就越专，用心越专，而权力也就不能不偏于一隅。在古代，由于事业较单纯，人的才能无处发挥，因而它的力量只局限于一隅。但是，日积月累，恰如单纯的环境变成了复杂的世界，给身心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现在西洋各国，可以说正是如此复杂的世界。所以促进文明的要领，在于尽量使各种事务繁忙起来，各种需要不断增多，不问事物的轻重大小，多多益善，从而使精神的活动日益活跃起来。这样只要无碍于人的天性，各种事物就必然会日趋繁荣，各种需要也必定日见增长，这从世界古今各种实际经验上可以得到证明。因为人的天性自然趋向于文明，这样决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这是造物的本意。
从这个议论来推想，还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同异问题。所谓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是把君主尊贵的道理完全归之于天与，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思想不复杂〕。由于这种原故，社会上一旦发生变故，这种关系稍稍被破坏，不论事体的好坏，其结果，必定导致一种自由风气的产生。在中国周朝末叶，诸侯形成割据之势，数百年间人民不知有周室，此时，天下大乱，独裁专制的权力大为削弱，人心稍有舒缓余地，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自由思想。以后，在中国文明的三千多年间，只有周末才出现过那种百家争鸣、完全相反的主张也能为世人所接受的局面〔老庄杨墨等百家之说繁兴〕。这些就是孔孟所谓的异端。这些学说从孔孟的立场来看，认为是异端，但从异端的立场看来，则孔孟也不免为异端了。现在虽因缺乏古籍无从考证，但是，当时人心的振奋和自由风气之盛，是可以想象的。秦始皇统一天下虽有焚书的暴举，但其用意并不是单纯地憎恶孔孟之教，而是想把百家争鸣，所有各种学说，不问孔孟或是杨墨，一律加以禁绝。假使当时只有孔孟之教，秦始皇未必会作出焚书之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世也有很多暴君，其暴虐并不亚于秦始皇，但都不认为孔孟之教有害，而孔孟之教并不妨碍暴君的作为。那末，秦始皇为什么特别憎恶当时的百家争鸣而加以禁止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众说纷纭，特别妨碍了他的专制。所谓妨碍专制的不是别的，很明显在于百家争鸣必然要产生自由的因素。假如只有一个学说，无论这个学说的性质怎样纯粹善良，也决不能由此产生自由的风气；自由的风气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才能存生。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与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因为孔孟之教对这个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让它流传后世。有人说，中国虽然是专制政府，但还有改朝换代的变革，而日本却是万世一系，所以，日本人的思想必然是顽固闭塞的。这种说法，只是局限于表面形式，而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假如详细考察事实，就可以发现相反的情况。当然，我们日本，在古代也是以神权政府的意旨统治天下，致使民智不开，并且完全迷信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于一人的传统观念，因而人民的思想也是偏执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在专制神权政府时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日食时就举行辟席以及观天文来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这种作风，因而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气，而我日本则不然。日本人民愚昧迷信的程度固然不能算不甚，然而这种迷信是出于本身，受神权政府的遗毒影响则较少。例如，在武人执政时代，日食时，天子也许还是举行辟席，也许还观察天文和举行祭祀天地等仪式，但是，至尊的天子既然没有至强的权力，因之人民就把它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再如至强的将军，他的权威十分强大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并不象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做凡人。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在今日的情势下，固然我们不希望恢复武人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