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黑格尔》第13章

的、直接的、未反省的意识中，上帝与神圣的东西与个人和特殊的东西没有分开。
我们必须首先讨论东方。它的基础是直接意识，即实体精神性；它与主观意志形成的关系即信仰、信心和服从。在东方国家中，实现了理性自由的逐渐发展，但没有发展成主观自由。这是“历史的幼年时期”。由各种客观形式构成的堂皇建筑，其中虽然有理性律令与布置，但个人仍被看做无足轻重的。作为核心的国家元首，以家长资格居于至尊地位。东方观念在于“唯一个人”的这一个实体，一切都隶属于它。在这“唯一权力”面前，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生存；在它范围外，只有反抗叛乱，但又由于出于中心势力范围外而没有发展。从高原下来的野蛮部落，将这些东方国家踏为平地后定居下来，最终是要消失在中心势力里面的。各个国家的生存原则不必变化，但相互间的地位不断变化。它们相互间的战斗，促成了迅速的毁灭。这部历史，只是重复着庄严的毁灭，因此主要是非历史的。新生事物取得了专制威仪所占地位，后来却走上衰退的老路。这里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而是在不停息的变化中，没有任何发展。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17）
希腊世界可比做“青年时代”，因为逐渐有个性形成。这是历史的第二个主要原则。道德原则，是印上个性的道德，表示个人的自由意志。此地是道德的东西与主观意志的结合，或美丽自由的王国。这种理想立即与“现实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王国中的臣民的个人意志，无反省地施行了“正义”与“法律”规定的风俗习惯。个人不自觉地统一于普遍。在东方分为两极的实体之物与含蓄的个别性，在此结合在一起。
第三个因素是抽象的普遍性领域，即古罗马，历史上的“壮年时代”。“壮年时代”为普遍目的管理，个人在其中已经消灭，只能在普遍目的下实现自己的目的。国家此时开始有了抽象的存在，并为普遍目的而开展。个人被“普遍”克服，必须将自己的利益归并在“普遍”中。个人自身具有普遍性，人格得到承认。
“国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以反省为根据，自身内有显著的对立，因此卷入了那对立包含的斗争中。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当人格占优势，只能借外力来制止团体分裂时，主观权力即产生。个人丧失自由，只能实行个人权利来弥补这种损失。这就进入另一个阶段，逐渐觉出“专制主义”下的痛苦，“精神”被驱回内在深处，在自身中追求和谐，这才开始了内在生活。与世俗帝国相对，这个精神的帝国，是主观性的帝国，可以称为“现实精神的帝国”。
世界历史中的第四个因素是，日耳曼世界的出现。我们要将它看做历史的“老年时代”了。但“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全成熟并充满力量的，它这时与自己又重新统一，但以“精神”的身份回到统一。
日耳曼世界是从基督教中的“和解”开始的，也开始了精神、宗教的原则与野蛮的“现实性”间的对立。开始时，它的世俗事务都被交给粗鲁和任意。在基督教之后，穆罕默德教出来制止粗鲁和任意主导世俗事务的局面，其进展比基督教迅速。我们现在讨论的日耳曼世界的原则，只在日耳曼各国历史上取得了现实性。在日耳曼国家可以看到“教会帝国”中的“精神”原则与“世俗帝国”中的粗鲁和野蛮的对立。以精神原则为基础的普遍决定效力发生时，“思想”帝国才能在现实中产生。“教会”与“国家”的对立消失了。国家不再低于和附属于教会了。教会不再拥有特权，国家对精神的东西也不陌生了。“自由”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概念”与真理，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目标。我们现在就要将上述梗概，详细讲述一遍。不过“时间”的长短完全是相对的，而“精神”是“永恒”的，无所谓长短。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引言
“东方世界”是我们探讨的起点，其中，“国家”的语言和种族不属于“历史”。历史是记载叙述，而非神话传说。对史前时期的种种假定和推测，都不能看做为事实，而东方世界“道德”上的明显原则就是“实体性”。道德规定体现为约束主观意志的各种“法则”。“意见”、“良心”等一切主观的东西，都没被承认。民法确实包含很多强迫性命令，我们并未将“道德”看做纯粹的强迫，而是看成自己的心灵与对他人的同情。无论东方的外在道德规定如何完善，但其内在的心灵并没有做出道德行动的意志。“精神”还没有取得内在性，仍未脱离“天然”的精神状态。“宪法”仍是“神权政体”、“上帝之国”与世俗王国的混合。西方人的“上帝”，还未在东方人意识中实现。在东方，“法律”被看做绝对正确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中缺少主观的认同。
在亚洲各部分中，除了被看做非历史的北亚与西伯利亚外，其余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黄河与色楞格河形成的大江平原，及中国与蒙古；二是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三是乌浒河与药沙河的大江平原、波斯高原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平原流域；四是尼罗河的大江平原。
历史始于神权专制政体的中国与蒙古，两者都把家长制作为原则。中国修正了这个原则，发展了有组织的世俗国家生活。蒙古人将这个原则加以集中，取得了精神的、宗教的主权简单形式。在中国，皇帝就像大家长，地位最高，他从立法角度考虑全体的财富与幸福。与此相反，蒙古人是精神主权，作为元首的喇嘛被敬如上帝。在这个精神帝国中，不可能形成任何世俗国家生活。
第二种形态，即印度，统一的国家组织与健全机构破裂了。宗教教义所规定的社会阶层的区分是不变的，看起来就像天然的区分。个人更加被剥夺了人格。这些区分最终会取得宗教性统一，因此产生了“神权贵族政体”和专制主义。
第三种形态是波斯帝国。君主政体是神权在波斯的表现。在君主政体中，各分子集中在元首一人之下，但元首既不是绝对指导者，也不是独断统治者，而是一种权力，其意志同样要受法律的约束。波斯的统一，并非中华帝国的抽象统一，这个统一适用于统治很多不同民族，将他们联合在“普遍”权力下。这个普遍原则，只是让各分子自由生长、扩充与繁殖的根基。波斯帝国能够容忍多种原则，以活泼的形式表现各原则间的对立，使世界历史发生真正的转变。
如果说波斯是向古希腊生活的外在转变，那么埃及则是内在转变。那些对立的抽象形式，在埃及都被打破、消灭了。这些对立的抽象没有得到展开的和解，而是体现为最矛盾的斗争，使之无法结合，而这个问题只有在希腊世界中才能解决。
从各国命运来看，只有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恒河与印度河世界也被保全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沿岸的那些帝国，已经不存在了，至多留下一堆瓦砾。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第一篇　中国（1）
据史书记载，中国是最古老的国家，因此历史必须从它说起。中国现在的状况与以前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的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间缺少对立，因此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客观性与主观自由的统一，取消了两者的对立，物质因此无法获得自己的反省和主观性。它的君主专制政体是“实体的东西”，是以道德形式体现的统治制度。
中国各朝代都不断出现“史学家”，其数量和持续性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其余的亚洲人虽然有古老传说，但没有真正的“历史”。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出世前3000年；中国的《书经》类著作的纪事，是从基督出世前2357年的唐尧时期开始的。当然，亚洲其他国家也很古老，传说都可上溯到基督降生前2300年。
阅读中国的古代典籍，可以推演出他们的历史、宪法与宗教。中国人将这些典籍称为“经”，并把它们看做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经》类著作叙述古代帝王的朝廷与他们制定的律令。《易经》多为图像，一直被看做中国文字的根基与思想的根本。《诗经》是最古老的诗集。除了这三部受重视的典籍外，还有《礼记》和《春秋》。《礼记》是专门记载帝王礼仪与官吏礼制的，其附录是记录音乐的《乐经》。《春秋》是孔子的故乡鲁国的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