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第69章

这给了他们很多运动。他们很高兴做这工作，所以一般说来，他们不　再需要别的运动或游戏。当然有的人，有时是所有的人装病和偷懒。有时我　也姑息他们这种把戏，不过我常常是严格对待他们的。我敢说他们是不喜欢　严格的，可是我不记得他们有谁反抗过。每当我严格起来的时候，我总是以　说理的方法使他们相信，把工作当儿戏是不对的。然而这种效果维持不了多　久，他们又会抛下工作去玩了。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这么训练他们的，而他们　总算有了很强壮的体格。农场里几乎没有人害过病，虽然应该说，新鲜的空　气和水，还有定时的饮食对这一点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还想就职业训练说一句话。我的意图是叫每一个青年人都学到某种　有用的手艺。克伦巴赤先生为此跑到一个特拉比斯特修道院去学习做鞋。我　向他学会了这种手艺，并传授给那些打算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克伦巴赤先生　还懂得一点木工，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懂得，于是我们开了一小班木工的课程。　烧饭差不多所有的青年都学会了。
这一切对他们全是新鲜的。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会学这些　东西。因为一般说来，南非的印度儿童能够得到的唯一训练是读、写、算三　者而已。
在托尔斯泰农场，我们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教员没有做的事，就　不要叫青年人去做，所以凡是叫他们做的工作，总是有个教员合作并且真正　同他们一起工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青年人无论学什么，总是兴高采烈的。
关于文化训练和性格的形成，下面几章再谈。
第三十三章　文化训练
前一章已经谈到我们怎样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体力训练和职业教育。
虽然进行的方法并不完全使我满意，但可以说多少是成功的。　然而，文化训练却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我既没有所需要的资料，也没有文字上的修养；而且我也没有我希望投入这项工作的时间。我通常所进　行的体力劳动往往使我到晚上疲累不堪，而在我最需要有一点休息的时候，　我又得去上课。如果不是为了上课的时候精神好一些，我是可以勉强不睡觉　的。早上的时间是做农场和家务的事情，所以上课的时间就得安排在午饭以　后，此外再没有别的时间适合于上课了。
文化训练最多有三堂。印地文、泰米尔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都　教，教学都是以孩子们的方言进行。英文也教。古遮拉特的印度教徒孩子们，　还得学一点梵文，基本历史、地理和算术是大家都得学的东西。
我担任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课程。我所懂得的一小点泰米尔文是在　船上和狱中学到的。我的程度超不过波布那一本杰出的《泰米尔语手册》。　我所认得的乌尔都文字也是在坐一趟船上学会的，而我所懂得的乌尔都语也　只限于我从穆斯林朋友们那里学到的一些通常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至于梵　文，我所懂得的也就是我在中学所学的那么一点，就是我的古遮拉特文也不　见得比人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好多少。
这就是我进行教学的资本。由于我的文字修养贫乏，我的同事要比我　好得多。然而我对于祖国语文的热爱，我对于作为教员的能力的自信，还有　学生们的无知，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宽宏大量，对我都很有帮助。
这些泰米尔孩子们都是生长在南非的，所以泰米尔话懂得很少，文字　根本就不懂。因此我得教他们文字和基本文法。这倒是很容易的。我的学生　们明白，他们随便那一天都可以在泰米尔会话上超过我，而当不懂得英文的　泰米尔人来找我的时候，他们便成为我的翻译。我进行得很愉快，因为我从　来不在学生面前掩饰我的无知。总之我在各方面都向他们显示我的庐山真面　目。所以我的泰米尔文知识虽然极为贫乏，我从来没有失掉他们的敬爱。教　穆斯林孩子们学乌尔都文是比较容易的。他们记得字母。我只要引起他们读　和写的兴趣就行了。
这些青年大部分是不认得字、没有上过学校的。可是我发现我在工作　的过程中除了监督他们学习，免得他们偷懒以外，能够教他们的实在很少。　正因为我以此为满足，所以我能够吸引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学　习不同的课程。
至于课本，我们听到过很多，但我一直没有感觉有此需要。我甚至不　记得怎么利用当时找得到的书籍，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给孩子们堆上多少书　籍。我始终觉得学生们的真正课本就是他们的老师，我记得我的老师很少拿　书本上的知识教我，但是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们不依靠书本所教给　我的东西。
孩子们通过他们的耳朵所得到的东西比通过他们的眼睛要多得多，而　且更加省事。我不记得我同我的孩子们从头到尾读过哪一本书。但是我用自　己的语言把我所读过的并且经过消化的东西都告诉他们，而且我敢说那些东　西，他们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要记住书本上的东西得花很大的力　气，但是我用嘴讲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背出来。读书是他们的一个任　务，但是当我设法使我的课程能够引人入胜的时候，他们就把听我的讲解当　作一种乐趣。而从他们由于听我的谈吐所引起的许多问题上，我可以衡量他　们的理解能力。
第三十四章　精神训练
孩子们的精神训练，比起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训练来，要困难得多。在　精神训练这件事情上，我依靠宗教书籍的地方不多。自然，我相信每一个学　生对于自己的宗教，都应当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对于他自己的经典，也应当　有一般的知识，因此我尽力把这种知识提供给他们。然而这在我看来，不过　是智力训练的一部分。远在我负责教育托尔斯泰农场的儿童以前，我便晓得　精神训练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发展精神就是形成性格、认识上帝和自我实现。　我以为这是训练青年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其他所有的训练如果没有精神陶冶，就没有用处，甚至是有害的。　我知道有人有一种迷信，认为自我实现只有在人生的第四个时期，即遁世期，才有可能①。但是谁都知道凡是把这种宝贵经验的准备工作拖到人　生的最后阶段的人，就得不到自我实现，而是衰老之年，犹如再度经历可悲　的儿童生活，成为人世间的一种负累。我清楚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即1911—　1912　年，还有这种观点，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相似的语言表达出来。
①印度教徒分属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阶级）、刹帝利（帝王、武　士阶级）、吠舍（农商阶级）和首陀罗（奴隶阶级）。前三大种姓的人又统称　为再生族，一生分为四个修行期，即“梵行期”（学生生活）、“住家期”（社　会生活）、“林栖期”（修行生活）和“遁世期”（游方生活）——译注。
这种精神训练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呢？我教孩子们熟读和背诵圣诗，我　也将有关德育的书念给他们听。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当我同他们有了比较　密切接触的时候，我才晓得精神训练不能靠书本。正如体力训练得之于体力　运动，智力训练得之于智力运动一样，精神训练只能通过精神运动才能得到。　而精神运动完全要靠教员的生活和人格表现出来。不管他是不是生活在孩子　们中间，他总得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一个住在几里以外的老师，要以他的生活方式影响学生的精神，还是　可能的。如果我是一个撒谎的人，要教孩子们说实话，那是白费力气。一个　怯弱的教师决不能教出一个英勇的学生来，一个放纵的人也不能使他的学生　懂得自制的价值。因此我明白，我必须永远用以身作则的方法来教育同我住　在一起的男女儿童。这样他们便成为我的老师，他们使我懂得我必须有正直　纯良的生活，即使只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可以说我在托尔斯泰农场不断加　强对自己的纪律和限制，大半是这些委托给我管教的儿童所促成的。
其中有一个粗野难管、好撒谎、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他大大地发作　起来。我气极了。
我从来没有处罚过孩子，可是这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设法同他讲　道理，但他却象金刚石一般坚硬，甚至还想哄骗我。最后我拿起旁边的戒尺　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我打他的时候，手里发抖，这情形，我敢说他是看见　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完全新的经验。那孩子哭起来，求我宽恕。他之　所以哭，并不是因为打痛了；如果他存心报复，他尽可以回